▲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1月25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2024年度公开信。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在信中呼吁慈善家们立刻行动起来，增加捐赠，以应对全球多个国家在抗击贫困、消灭疾病和消除不平等方面所面临的空前挑战。本月早些时候，盖茨基金会宣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预算86亿美元。
“慈善能承担风险、帮助填补被忽视或资金不足的缺口。在世界最有需要的时刻，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慈善发挥全部潜能。”苏斯曼在公开信中表示。
日前，马克·苏斯曼接受了包括红星新闻在内的媒体专访。他在采访中强调，坚信在新工具的帮助下，将大大加快前进的步伐，无论是通过人工智能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应用，还是提高普惠金融、女性经济赋权，或是在传染病和营养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措施。
“当下的科学发展振奋人心，但我们也需要筹集来自慈善机构和政府等各界的资源，并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以确保创新能够惠及最有需要的人。 ”苏斯曼表示。
86亿美元预算要如何花？
今年支持启动结核病疫苗临床试验
红星新闻：基金会最近宣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预算86亿美元。你们决定如何“花钱”？
苏斯曼：我们的理事会1月13日刚刚在英国伦敦开过会，审核并批准了今年的预算。我们制定预算的过程很严谨。在一年中，我们不停地寻找慈善资金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
在我们看来，慈善资金和政府资金、私营部门资金有着很大的区别。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源永远比慈善部门多，但我们的任务是，让资金产生更大规模的实际效应，并对贫困人口的生活产生切实影响。如果想要产生规模化影响，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非洲还是南亚的政府，还是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国际援助。私营部门是创新的关键引擎。如果希望发现新药、新疫苗、为农民开发新的农业技术，这些创新往往来自私营部门，但面对贫困人群需求的创新通常很难，除非得到慈善资金的激励，所以盖茨基金会进入并填补这个市场空缺。
我想用结核病疫苗的例子来说明，这是我们一项激动人心的创新。我们将于今年支持启动一项疫苗临床试验，这将是百年来首个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核病疫苗。该疫苗最初由一家私营企业研发，但他们不想继续花数亿美元做临床试验，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长期盈利的市场，尽管结核病是世界头号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传染病（包括新冠）都多。这是一个慈善资金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
在我们预算覆盖的每个领域，我们都研究了基金会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这些资金可以吸引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更多投入。
红星新闻：这么大一笔资金，基金会如何衡量自己花得是否成功？
苏斯曼：我们的预算吸引了不少关注，86亿美元的确是一笔很大的金额，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慈善基金会的预算都多。一直以来，我们衡量成功的核心标准都是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或者说我们挽救了多少生命，为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
比如，我们严格测量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我们主要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与低收入国家合作，为儿童接种疫苗。在Gavi的帮助下，可预防的儿童死亡数从2000年的每年1000万降至今天的500万。
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
正努力在多个领域公平运用人工智能
红星新闻：公开信提到盖茨基金会致力于以负责任且以更公平的方式部署人工智能技术。基金会对人工智能技术有哪些应用？
苏斯曼：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机勃勃、创新迭出，并带动了很多领域的革新。但通常情况下，更富有的人群和更富裕的国家会优先受益于这些创新。人工智能无法主动去满足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除非我们有意为之。因此，我们努力在多个领域公平运用人工智能。
盖茨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名为“大挑战”的年度活动，鼓励挑战难题，寻找科学突破的机会。我们曾经在中国成功举办过“大挑战”活动，很多中国创新者也一直参与我们的“大挑战”活动。去年，我们在非洲塞内加尔举办了“大挑战”年会，并围绕人工智能征集并资助创新方案，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帮助最贫困人群解决在健康等领域的迫切挑战。例如，我们支持了南非的一项致力于艾滋病毒感染诊断咨询的人工智能创新，它能以极具同理心和细致入微的方式为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人群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定制治疗方案。
又比如，我们支持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便携式超声设备，只要连接上手机和监视器，它就可以在资源匮乏的地方开展产前护理筛查。人工智能也可以从上游，也就是研发阶段提供支持。例如，我们支持的位于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正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新药物研发。
另一个人工智能运用颇具前景的领域是教育。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的教育实践都遭遇重挫，很多低收入国家没有足够的教师。因此，我们在印度和非洲开展一些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项目，并收获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早期进展。这些项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学校制定数学、阅读和识字等课程，并以母语进行教授，让大量学生受益。
就慈善行业而言，我认为目前（应用人工智能）最大的机会在于如何识别那些更能产生实际影响的领域。慈善家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知道自己的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并产生影响。
未来合作计划：
将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深入合作
红星新闻：您在信中指出，因为富裕国家在国内外的其他优先事项上花费得更多，官方的发展援助计划在实际价值上逐年下降。盖茨基金会是否计划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开展具体合作？
苏斯曼：我在信中谈到了各国可用资源减少。尽管需求增加，但国际社会对非洲大陆的援助在2022年下降了8%。
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扩大现有资源的影响，也要寻找新的伙伴关系。在这些方面，中国能够通过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DICA）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CIDCA成立不久，我们双方就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去年双方又续签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我们希望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机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其中，我特别希望在根除疟疾和脊髓灰质炎等领域与CIDCA建立更多的合作。我们的目光也不仅局限于健康领域，当前我们的合作领域还包括普惠金融、农业发展和妇女经济赋权等。
我计划在几个月后访问中国，届时我将与CDICA和更多伙伴交流。我认为基金会与CDICA有很大的潜力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基金会未来会改变领域吗？
不会改变领域，不会新增理事
红星新闻：基金会的两位联席主席都有明确和强烈的未来愿景和优先事项。基金会的工作是否都由此出发？基金会于两年前成立的理事会目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否有计划招募更多的理事？
苏斯曼：作为基金会的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在创办基金会时就有非常明确的愿景，它就刻在我们西雅图总部的墙上，即：人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这一愿景指导我们选定健康、教育和农业发展作为重点工作领域。
就基金会的各位理事而言，我们在他们加入时就明确表示，基金会不打算向新的业务领域拓展，比如我们不会突然关注生物多样性。虽然这个议题也很重要，但两位联席主席已经选定了优先领域。
理事会的主要作用是监督我们的工作，确保基金会优先考虑那些在以上领域最能产生影响力的战略、干预措施和资助。理事会还讨论如何应对风险，比如新病原体或疾病、资助减少、政治上的挑战，以及基金会的预算问题。理事们对基金会的工作非常热心，这是一个非常强大、博学多才的团队。
根据章程，我们最多可以再增加一名理事（目前是8名），但我们认为理事会目前运作得非常高效，所以目前没有增加新成员的计划。我们1月13日刚开了一次会，可以说富有成效。我可以代表比尔和梅琳达明确地表示，理事会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加明智地利用基金会的资源。
亿万富豪如何参与慈善？
未来会支持“共建式慈善”模式
红星新闻：当前世界面临许多新挑战，您是否感觉亿万富翁们对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很高，抑或是恰恰相反？您如何看待中国富豪参与慈善事业的潜力？
苏斯曼：即使很多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全球发展遇到了我刚刚提到的挫折，但在全球范围内，亿万富翁群体在过去几年里呈现另一番景象——他们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增加。目前，全球共有2400多位亿万富翁。我们认为，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对如何回馈社会、发挥影响越来越感兴趣。
关于你问的“热情”的问题，其实人们往往会犹豫不决。那些在私营部门非常成功的人，往往会担心自己能否在慈善事业中发挥影响力。的确，开展慈善事业并非易事，因为存在很多不容易攻克的技术挑战。但实际上，机会和工具还是存在的。我在公开信中强调的一种模式就是未来的“共建式慈善”。在亚洲、非洲、美国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集中资源，比如我们支持的一项名为“共同影响性别基金”（Co-Impact Gender Fund）的倡议。它从高净值人士那里获得许多资源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共建式慈善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工具，包括在中国也可以产生影响。
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与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展了多年的互动。中国国内显然存在巨大的需求，人们对已经开展的重要国内慈善工作兴趣浓厚，但同时也对一些全球性的机会越来越感兴趣。希望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发挥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北京报道
编辑 潘莉 责编 任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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