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来③丨吕广钊：我们正步入未来世界

■ 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

今天，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如果可以植入“视网膜调整镜”，任意改变物品的颜色，火遍全网的“白金蓝黑裙子”之争会就此停歇，还是愈演愈烈？ 

2019年，短篇科幻小说《涂色世界》发表，作者慕明以“色彩”为题眼，在近未来的叙事设定下，探讨了视觉增强技术对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故事中，“视网膜调整镜”的技术通过调整电子脉冲信号，影响、改变肉眼对外界色彩的接收。物质的“在场”不再由其物质本体决定，而取决于物质的“影像”，以及这种影像在受众中的接受。

故事并非遥不可及——今年6月，苹果憋了多年的AR眼镜亮相，其所带来的交互体验让消费者看到“另一个世界”。

科技与科幻，总是相伴相生，让未来变成现在，又在现在生出新的未来。

世界迎来新“色彩”

当我们步入了流动着的“后色彩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又一次烟消云散，但换个角度看，也开启了一种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新维度。

在《涂色世界》的主人公看来，她永远无法向拒绝植入调整镜的母亲描绘她眼中的世界，“我没办法向她讲述我第一次暗恋的那个男孩，他的眼睛里有真正的黑洞，星星在瞳孔边缘纷纷坠落——那是最新款的芯片才能达到的效果。”对于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来说，这样一种色彩异化意味着感知的媒介化。这一过程中，物质的永恒本质被悬置，从我们的具身经验中剥离开来，而且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淡化了这些本质在感知中所具备的物质形式。

如此一来，我们对外在环境的认识不再直接来自环境本身，由此产生的知识也不再来源于自然的一手经验。我们与现实之间生成了一层隔膜，而我们能够看到的，也不再是最原初的客体，而是由调整镜处理过的、经过技术中介之后的视觉符号。

“后色彩时代”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象征着权力关系与经济体系的变化更迭。《涂色世界》中的视网膜调整镜，以及调整镜营造的绚烂色彩，绝不仅仅只是某项技术产物、某种商品，而是象征着一种崭新的消费模式。“调整镜改变的，不仅仅是物体的色彩或者明暗本身。它也改变了描述这个世界的语言”。

视网膜调整镜在《涂色世界》中只是一个新奇性设定，并不是故事的叙事重心，不难想象，调整镜上市之时，应该不只有一种型号，而是会发展出庞大繁杂的商品类别。不同质量、不同品牌、不同产地、不同功能的调整镜被标以不同价格，出售给不同人群。

作为商品，它的存在可能会在个体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作为一项技术，它为我们探索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维度。就像过去，我们只能看到黑白画面，如今却可以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图景。即便在效果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性，但让人类整体进入了新的视觉享受阶段。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假以时日，调整镜编织出的种种视觉效果，或许也会像当下的手机和电脑软件一样，衍生出免费版、付费版、会员版等不同的等级，甚至能够发展出类似“内购”的营销手段。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一点是，技术应该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而不应该被某个群体独享。

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自二十世纪以来加速发展的媒体与数字技术，在现实生活中为我们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调整镜”。

电视、互联网等技术让信息的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同时建立了一个以符号为基础的数字帝国。这些符号如雪片般涌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打破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并占据了“客观真实”在人们认知过程中的位置。广告超越真假，时尚超越美丑，我们也因此进入到一个在大量了解符号的基础上重构“真相”的时代。

如果更进一步，《涂色世界》中调整镜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物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呈现方式，更决定了每个人在当下经济社会中的参与程度。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便在其代表作《弃置生命》中指出，在一个迅速变化、不断加速、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中，一部分人口因各种原因游离于社会经济体系之外，无法适应新兴技术对生产方式的改变，因而无法参与市场活动，成为可有可无的“弃置生命”。最初，鲍曼在书中提到的例子主要包括失业者、流浪汉以及难民。今天，距离《弃置生命》出版已有20年左右，在此期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势如破竹，这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既要看到大多数人群，更要看到可能被排除在外的群体。

近几年，ChatGPT、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便对内容生产、文字和图像处理等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受其影响，著名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甚至暂时关闭了投稿通道，这在以往难以想象。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发展历程 图片来源：每经制图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站在新技术井喷的门槛上，或许我们应该幻想未来的一些美好图景。

至少，ChatGPT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和放松。而此前，语音输入法就已经大大缓解了我们在书写和敲键盘时所耗费的体力劳动。

或许，在未来，在数字产品的数据库中，每个用户被浓缩为一个节点，根据这些节点和信息，数字产品可以探测到用户的内心。而根据用户的内心所向，分享用户最想听的内容，做出用户最期待的推荐或产品。这个现实中的“视网膜调整镜”，能根据个人的喜好、学识、习惯等为我们提供最需要的信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想象的“人机合一”成为可能。

我们会被数字控制吗？

环顾四周，“物质”在经济活动中显得愈发无足轻重，似乎一切都与数字产生关联。

我们使用电子货币，线上预约购买各种票证，“出门在外手机没电”成为我们内心深切的恐惧，仿佛手机以及电子平台上的各种应用程序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自然延伸。相较之下，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无法使用电子设备、无法以数据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的群体，在数字社会便显得更加艰难。

可以说，“后色彩时代”的数字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这也是自古以来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技术”的核心，是我们对于“速度”的追求，谁掌握速度，谁便占有“权力”。比起“前数字”的物质时代，数字时代的人类主体或许已经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速度，只是在追求速度的同时，我们的物质身体可能被置于从属地位之中，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成为技术的附庸。

技术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追问，未来的我们会被机器控制吗？这样的隐忧不无道理。

毕竟，在可见的现实里，“数字化身”比我们先意识到，我们在某一瞬间的喜好和需要，自行调动各种资源，向我们推荐想要看到的内容或商品，这又反过来继续增强我们对数据的依赖，巩固“数字化身”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例外。

我们经常说“未来已来”，这个未来究竟是属于谁的未来？当然，大可不必因此对数字技术心生恐惧。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后色彩时代”是好还是坏，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做出任何价值判断。

我们也不能抱着过去的时代紧紧不放，甚至因此患上“怀旧忧郁症”，毕竟那些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需要认识到生活中各种“调整镜”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合适的应对策略，适应新的话语体系。

编辑 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