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尹生价值观
本期创新话题:
昨天提到的有关时间过剩的文章,要稍微往后延一下,让位给这几天广受关注的油罐车混装话题,我们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由于缺乏恰当的创新评价标准和监管而导致的伪创新泛滥事件——在这种“技术“刚出现时,它本应被扼杀在摇篮甚至意识中。
全文2000字,读完约需10分钟
油罐车混装“技术”最先出现时,在其所属的特定圈子,一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创新”,那个最先“发明”或者"发现"该“技术”的人,即便不被看成是了不起的发明家/创新者,也一定引起了别人艳羡继而竞相模仿。
道理很简单,由于这个始作俑者的明显有违常识和基本道德的危险行为没有受到惩罚,他/她便可以获得成本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他/她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那些不采用这项“技术“的人,则处于成本上的弱势。在这个过程中,诸如良知这样构成一个社会基本制约的超经济因素,早已消失无踪。
这个“成本优势”或者说诱惑有多大?
《中国经营报》记者孙吉正的一篇报道中提供了几个数据:“这个(清洗)费用是非常高的,在本地的价格至少需要千元,在外地更是会被坐地起价,而往往罐车出一趟货的利润也不过几千元“。
按照正常的情况,一项创新是否有价值,需要考虑整个生态的利益和成本,而评价者则来自利益相关各方或其代理人,包括创新者自我审查(由其价值观支配),政府和行业监管,媒体、意见领袖、专业人士、公众的监督,用户的价值观、认知与维权,生态主导者的管理(同样是出于价值观和长期价值为上理念)等。
根据这些,类似油罐车混装这样明显违反基本常识和社会利益的“技术“具有的巨大负面社会价值,让狭隘的成本优势价值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它会被上述利益相关方的任何一方扼杀在摇篮甚至意识之中。
但现实的情况是:
9年前湖南台就曾经报道过此事,但并未掀起太大波澜,直到这次《新京报》的记者韩福涛的报道发出后,才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评价者,在这项“技术“的评估和监督中似乎没有发挥到应有作用。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9年前发展还是主流,利益攸关方的各方都能从其他方面的发展中得到表面的补偿,从而对类似伪创新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姿态。而今天,时间不再像当时那么值钱,发展的步子不再像过去那么大,人们开始对更具体的利益行为变得敏感。
除此之外,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大家对一些本应受到重视的基本价值的忽视有关,比如在这起案件中,人们的健康是最基本的社会利益,也是评价任何创新是否有价值的首要指标之一,但显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它被忽视了。
当然,评估和监管的技术难度也可能是部分原因,通常一项创新也伴随着管理上的创新需求,但在这个案例中,问题太常识化了,还到不了需要管理创新这个阶段。
一旦一项创新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那些被忽视的、有失偏颇的或无效的监督,最终会扭曲该领域的其他创新,因为它会在实际上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形势,最终导致伪创新泛滥。
所以,当我听说电商领域现在已经纷纷将价格作为首要经营指标时,我是有点后脑勺冒汗的,因为价格这个杠杆,会激励创新,但只有在创新能得到恰当评价和监管的环境下,它才能激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否则,得到的将是伪创新遍地——为了获得价格的竞争力,参与者会本能地设法避免承担任何社会成本,以及长期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成本。
也许会有人说,在高科技等前沿领域,过于严格的评价和过多的监管反而会制约创新,因为这些技术本身的价值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无法对其进行事前界定,所以应该给它们留下一个相对宽松的试验环境。
但即便这样,一些基本的价值指标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个人隐私,不尊重和伤害个人隐私带来的所谓创新算哪门子创新?
真正的创新不应该是,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就如同油罐车混装事件中,真正的创新难道不应该是在不埋下公众健康的大雷的前提下,保证足够的供应量吗?
单就这个案例中,那些在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企业,就理应将整个生态的价值创造和分配纳入其管理范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衡量这个生态的生产率到底是怎样的,才可持续,而任何末梢的消极漏洞,都可能给整个生态带来伤害甚至毁灭性打击。这也是为什么苹果等西方企业甚至会对供应商的工人工作环境与条件进行评估和监管。
这也是为什么在前沿的AI领域,围绕创新评价的争议也一直异常激烈,比如OpenAI几位创始人之间,主张不设限制加快发展的有效加速主义,与主张加强监管的超级对齐主义两派争斗强烈,本质上这些争斗就是创新评价的分歧。
纵使当时无法完全评价,事后也必须为创新的负面后果承担代价,比如强生在“滑石粉致癌“系列案件中,总共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可能的滥用始终充满忧虑,但当时评价这项先进技术时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影响长远、但不紧迫的指标,而作为主要肇始者,奥本海默后来一直在推动社会如何安全管理这项技术,包括支持核裁军。
我比较赞同挚文集团总裁王力的一段话:“我一直觉得互联网科技行业这种决策先行政策跟进的特有发展模式迟早会带来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中国的制度决定了其政策链条是缺乏足够多反馈元件的,往往是在缺乏论证,缺乏程序的前提下,就跑马圈地,大快干上。然而这种比较优势并不能持续,被掩盖的矛盾迟早要暴露出来,变成一种后发劣势,而那时已经没法回头了,或者说扭转的代价会非常大。”
因为,过低的创新评价标准,会给伪创新或低质量的创新留下漏洞,从而逆向淘汰,拉低整个行业的创新水平。
尹生价值观:创新和社会性边界研究者,10年以上福布斯等顶级商业媒体担任创新科技报道负责人的经验,10年以上为数家互联网大厂提供战略沟通咨询服务的经验。欢迎加微信交流:jiazhixian_1,为提高交流效率,添加时最好注明所属领域、专业、机构等信息。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