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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厉以宁：缓流总比急流宽

2023-02-28 11:01:56 创事记作者：略大参考

　　作者|旺仔未未杨知潮

　　来源|略大参考

　　在北大校园里，厉以宁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他亦扮演了启蒙者的师者角色。对于很多民众而言，媒体关于厉以宁股份制改革等观点的报道，是他们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第一课。

　　人类智慧的闪耀星辰又熄灭了一盏。

　　2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逝世，享年92岁。他是在我国最早推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改革先锋是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他是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也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倡导者，主持过《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他更为本质的身份，是中国式文人。他人生的多数时光，都在北大度过。毕业留校后，他曾在研究室里度过清寂的20年，又把39年献给了燕园的讲台，直到86岁高龄才不再授课。他一手创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列居高位者。

　　昨夜，无数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厉以宁先生的缅怀与敬意。在北方初春的乍暖还寒中，这本身也汇聚成为一股暖流。

　　奔走者

　　改革开放40年表彰的100名杰出贡献个人中，经济学家的人数并不多，厉以宁是其中一位。

　　这位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研究母题的经济学家，一生研究聚焦在三场改革中：农村土地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进程。从宏观视角概述，他92岁的人生可以浓缩在不足20字的改革脉络之中，隐藏其后的暗线，却是数不清的思想争论、奔赴于全国地级市的实地调研，以及一次次通过文章、演讲、信件来凝聚改革共识的努力。

　　图：厉以宁教授到国有企业调研

　　这是学者的本职，却也最需要勇气，尤其在改革路线尚不明确的混沌时期。

　　1980年夏天，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召开，面向各界人士征集建议。当时，上千万知识青年返城，就业成了大问题。刚刚坐了20年冷板凳，重回北大讲堂的厉以宁在会上大胆提出一个观点：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

　　这是他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得到的思路。当时，这其实是国内学界无人问津的领域，但猫在资料室里的厉以宁，潜心研究过20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发现英国也曾有过“大锅饭”的时期，但靠所有制改革最终走出困境。

　　方案得到国家领导和一些学者的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甚至有人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在那个私有企业尚不合法、全民警惕“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时代，厉以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没有就此放弃。

　　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之余，他还通过散文，游记等更为轻松的内容形式，传播“产权”概念。在《牧场的尽头是牧场》文中，厉以宁记录澳大利亚墨尔本家庭农产的私有产权制度，为解决“薅社会主义”羊毛问题提供新视角。

　　改革理念混沌未成的年代，大声疾呼，公开发声是传播理念的重要方式。

　　随着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的重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厉以宁的改革设想逐步成熟起来。

　　1984年，厉以宁在安徽马鞍山市作了《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报告，提出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中国所有制改革设想。1986年9月，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提到政府控股、企业参股的新型全民所有者企业。此后，他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厉股份”的称号由此而来。

　　1992年，厉以宁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小组担任组长，耗时6年编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自此，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上市有法可依，学界亦开始把股份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新的研究课题，这被证券界和经济学界称为“中国股份制第二次改革”。

　　如今看来，在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浪潮中，厉以宁的数次发声和写信，都起到了在关键时刻提供思路、传递信心的重要作用——这正是学者作为国之重器的最典型价值。

　　2005年2月19日，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天。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包括7大措施36条内容，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自此，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民营企业可以进入铁路、石油、民航、国防科技等领域，还可以参与国有资产重组。

　　时间往回倒拨一年。

　　2004年2月，厉以宁的一封手写信，连同一份《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被送进了国务院。这封调研报告长达17页，是由厉以宁担任组长、刘永好等为副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相关负责人在内的20多人组成的调研小组，分赴各省市，直接面向民营企业家调研而出的反馈。

　　这封沉甸甸的报告，当天便得到批示意见：“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特殊国情都决定了，发展经济只能靠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经济学者的厉以宁们，就相当于蹚水时的那根竹杖，为安全渡河提供必要的参考，能让人及时发现暗流和漩涡，至少，不至于完全盲目。

　　作为“竹杖”的厉以宁，很多声音都值得被历史铭记。

　　1988年，时任烟台市长的俞正声给厉以宁去过一封信，请教中国的改革方向。厉以宁回寄里自己小组研究的改革方向调研报告，其中已经包括对国有经济改革的诸多思考。

　　他的研究课题，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

　　民营经济的“准生”问题解决之后，厉以宁便投入到另一场涉及宏大叙事动的改革中。2004年、2005年，厉以宁实地考察了16个省的农村，总结推广农村地区的改革经验，参与起草《农村土地承包法》。他的称谓也从“厉股份”变成了“厉土地”。

　　图：厉以宁教授在黔北农村考察

　　2013年之后，厉以宁的关注点转向城镇化，提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城区和农村不应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别，也不再有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厉以宁说出“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个身份”。

　　他将就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提出“失业比通货膨胀更令人担心”“就业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就业优先”等论点。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深入，厉以宁在前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总是在呼吁解放生产力，呼吁如何将蛋糕做大的问题。近些年则逐步转向分配。比如2021年，他再提自己曾经于25年前在《股份与市场经济》中提到的“第三次分配”概念，强调市场初次分配，政府二次分配之外，还应有道德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推动慈善和社会捐助等给予道德的分配方式。

　　他说自己的理想是经世济民：“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

　　师者

　　厉以宁的一生，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前进与彷徨。但在他看来，“我首先是一名教师”。他曾经把自己的经历简单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从1977年站上北大讲台，他一直教书到2016年，86岁才放下教具。

　　图：厉以宁（中间讲课者）在北京大学授课。

　　厉以宁总习惯早上六点多就起了，先写下一千字左右的文章。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84岁那年，他与一位学生聊到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时答道：“是时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2016年，86岁的厉以宁，参加新浪金麒麟论坛时，拿出耗时一天写下的《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万字手稿，想着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

　　厉以宁认为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曾对北大的学生讲过，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可能成为非常好的艺术家，但不可能成为非常好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还要有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他由此勉励大家，让大家不仅要钻研学问，更要接地气。

　　拉卡拉的创始人孙陶然是这堂课的学生之一，他在《创业36条军规》里记录了在厉以宁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比如靓女先嫁，在企业最好的时候融资和扩大发展。

　　在站上讲台之前，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里，当了20多年资料员。

　　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随后留校任教，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他没能成为正式教员，所幸，作为资料员的他，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其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后者是五四先驱，在欧美名校游学过，回国后参与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组建，并出任经济学院教授。

　　周炳琳极其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共事之初，他就给了厉以宁两个建议：翻译西欧经济史的资料，把经济史杂志的论文编写内容摘要。他告诉厉以宁，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厉以宁后来回忆：“这两句话影响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作为老师的厉以宁，教学风格十分活泼，他不喜欢读讲义，经常只是简单列出提纲，在教室里边走边讲。对课堂的热爱，让厉以宁一直授课到86岁高龄。有学生评价：“讲课时，你感受不到他的年龄。”

　　赛富基金投资人阎焱昨晚回忆，当年在北大上西方经济学时，阶梯教室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有一堂课，厉以宁谈到托马斯．曼小说里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这个家族如何在竞争中衰落，学生们听着如同说书，全然没有经济学的晦涩之感。

　　在读书时，厉以宁就经常找老师面谈，还经常跑到老师家里去借阅英文书籍，这些师生相处的习惯，都被传承了下来。当然，治学严格也是传统。

　　厉以宁曾经目睹恩师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如何以惊人的毅力查阅古籍。当他自己成为老师后，对学生的要求同样严格。李克强曾经撰文回忆，自己在90年代攻读北大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阶段提交答辩申请后，厉以宁立刻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名单。按照规定，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结果，名单上基本都是经济学界大家，甚至是权威人物。

　　这份严格，让李克强的论文又进行了修改，答辩时间推迟了半年。“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图：1981年12月，李克强与北京大学老师

　　及同学合影

　　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厉以宁在任的20年，正好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20年，经管专业需求暴增，光华学院迅速成为北大的王牌学院，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很多经世济民的理念也在代代相传。

　　罗志如先生“碰碰试试，错了就改”的建议，曾经启发厉以宁在在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思考新的道路。而在厉以宁的学生中，陆昊成为国企改革的具体推动者，曾经因为带领一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超额完成盈利目标，成为典范，获得直接向总理汇报国企改革成果的机会。

　　另一位学生孟晓苏，则在厉以宁提过的住房制度改革思路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廉租房的政策建议，如今早已落地。

　　图：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孟晓苏（右二）

　　和导师厉以宁（右三）合影

　　文人

　　2000年，70岁的厉以宁出现在他熟悉的北京光华管理学院101教室的讲台上，台下坐着从世界各地特意赶来的学生们，有的还没毕业，有的已经毕业多年。但这一次，厉以宁授课的内容不是往日的经济学，而是诗歌。

　　当天行程安排的颇为紧凑。上半场是唐宋诗词欣赏，下半场是厉以宁诗词探讨会，晚上，兴致不减的师生们又加了一场厉以宁诗词朗诵会。

　　诗人是厉以宁在经济学家外的另一重身份。在被下放的日子里，他包里只装了三本书，分别是《毛选》、《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

　　他自己也留下了上千首诗词，记录着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变迁。1951年由家乡去长沙参加高考途中，他写“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怀念家乡的卤味时，他写“多年未识家乡味，卤雀干丝笋豆黄”。1978年，改革开放的门即将被推开，他又写“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

　　厉以宁最喜欢的南宋词人是辛弃疾。至少在心境上，这位仕途郁郁的爱国词人曾与厉以宁有过贴合——除了下放劳动，后来为北大奉献半生的厉以宁，曾两次面临被“逐出”北大的风险，一次发生在入学时，另一次则发生在任教。

　　时间倒回到1952年。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院系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这个人不行，不能到政治经济学专业！”

　　被拒绝的原因是厉以宁读书太多。彼时是新中国成立的第3年，高等院校间的院系正在进行一场大调整，读书太多的厉以宁被看作是“危险分子”，经济系党支部书记希望趁此机会将还是学生的厉以宁送去别的地方。

　　时局变化总是轻易左右着个人的命运。厉以宁的北大生涯以一波三折开局——1949年，原本接到金陵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厉以宁因为南京城中的政权更迭失学，在一家消费合作社当起了会计，直到两年后高考，报名费还正在北大读书的老同学赵辉杰帮忙交的。

　　光阴如金，波云诡谲。尽管在经济系教师张友仁和陈振汉的坚持下，厉以宁得以留在北大继续读书，但等到毕业分配时，他再次因为思想问题被校内和校外的单位集体拒收，张友仁为他推荐的岗位也一再落空，从政治课教师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资料员，最后变成了经济史教研室的资料员。

　　与资料馆“冷板凳”一起出现的是同事的冷眼，排挤与冷漠总是如影随形。但厉以宁更多的记忆空间存储着温情、激昂与理性。

　　他写下关于留校工作的诗词中，毫无怨恨之意。“溪水清清下石沟，千万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回收。”老师周炳琳去世30周年时，他写下：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属于中国式文人的坚韧。他们从历史与文学中获取力量，亦善于从更多元的角度去审视困难，度过阴霾。也因此，厉以宁不止一次谈到：年轻人第一要有自己的梦想，第二要有坚持的力量，不能半途而废。

　　在北大成立的九十周年上，厉以宁在文章《共同的心愿》中记录：

　　“哪怕是在50年代初，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内仍然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学术讨论的最新信息；哪怕是60年代初，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仍然能从同辈人那里听到对权威的观点的评论，仍然能从学生中间了解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的前途。”

　　在厉以宁的心中有两个北大，一个是外人眼中的，一个是置身其中并继承发扬者北大精神的人的北大。在后来执教的过程中，他也常常问大一的学生北大是什么样子，到了第二年再问时，得到的回答中，总是增添了几分社会责任与探索精神。相比物质甚至学术知识，这股精神气，其实是最宝贵的、最值得去珍视与呵护的财富。

　　1981年，才从“冷宫”出来没几年的厉以宁，在游览四川青城山时作词：

　　“洞穴深深好炼丹，迢迢千里献高官。贵人几个通灵性？道在是非一念间。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下半阙的内容，与厉以宁后来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要循序渐进，要用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活跃市场。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厉以宁的人生写照，前川在望，徐徐前行，缓流总比急流宽。

　　昨夜，厉以宁先生千古。这位92岁经济学家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成为各大内容和社交平台的头条。

　　所有的怀念中，都暗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期待。

　　厉以宁成名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人都在找寻着答案，有人努力探身张望外面的世界，有人舌战群儒争辩好坏，有人不管白猫黑猫撸起袖子先开干。那是刚刚经历过漫长黑暗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虽混乱，却酝酿着勃勃生机。而类似的生机，正是当下之人，最最需要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