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一个竞争性多方案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更适合中国

　　原标题：周小川：一个竞争性、多方案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更适合中国

　　数字人民币渐行渐近。继深圳红包之后，有消息称，近期数字人民币可能还会在其他城市进行公开测试。

　　但大多数人对于央行数字货币依旧陌生，各种误解、误读也不可避免。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澄清了人们对于数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误解，他表示：“微信、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不是一个维度上的，微信和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支付工具、是钱包的内容……同时，腾讯，蚂蚁的各自的商业银行也属于运营机构，所以和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11月27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则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数字人民币（e-CNY）以及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之间的关系。

　　周小川表示，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此外，

　　DC/EP与CBDC的开发思路并不相同。比如，在CBDC的设想中，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而在DC/EP中，第二层商业机构实际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

　　周小川还强调，在DC/EP的双层运营体系中，作为第一层架构主体的中央银行与第二层主体之间，并非人们所理解的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

　　事实上，第二层机构需要承担KYC、反洗钱以及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的CBDC往往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

　　DC/EP双层运营体系中央行和商业机构的责任

　　周小川介绍，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与试点项目计划，并非一个支付产品。DC/EP项目计划里可能包含着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这些产品最后被命名为e-CNY，即数字人民币。

　　DC/EP双层运营体系指的是：第一层是中央银行，第二层为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公司等。目前来看，已经开始运行的工农中建四家银行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蚂蚁、腾讯等都在第二层之列。

　　周小川认为，

　　第二层机构至少应该承担以下责任：

　　第一，要有适当的资本以减少风险。第二，了解客户，即KYC（Know your customer）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要承担起反洗钱和数据隐私保护的责任。第三，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设备的运行保养等责任。

　　作为第一层架构的主体，

　　央行的责任则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维护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央行可以通过对第二层机构做出资本金或发行准备金上的要求来维持币值稳定。

　　其次是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周小川认为，理论上来说，央行内部也要从事研发，但

　　央行自身的研发重点并非数字货币产品本身，而是应更加注重建设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

　　第三，央行有责任促进不同支付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当不同支付产品使用的标准或参数不一致时，央行可以在其中进行协调，从而提高产品的通用性，这对消费者将更加有利。

　　第四，央行要在动态演变系统中准备好应急和替代方案。无论是系统故障还是升级换代，都需要有替代品或应急方案以保证支付功能不被中断，否则整个市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这一角度看，央行自身也应研究一种能够起到应急或替代作用的数字货币。

　　总体来说，

　　周小川认为，在DC/EP这个双层运营体系中，央行需要通过自身的角色设计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从而使得各主体的长处都能够充分发挥。

　　DC/EP与CBDC的开发思路不同

　　周小川表示，DC/EP的开发思路与国际上一直在提的CBDC并不完全一致，DC/EP并非CBDC体系中的一种想法，二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DC/EP中的第二层机构事实上拥有e-CNY的所有权和可支付的保证，同时也拥有相应的系统、技术和设备。

　　周小川透露，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借鉴了香港三家发钞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香港）的情况。发钞行每发行7.8元港币，就要交给香港金管局1美元，同时金管局会发放一个100%备付证明书。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各银行发出的钞票是其负债，资产则是准备金，而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其发出的备付证明。由此，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这种发行模式和CBDC所设想的货币所有权和负债责任都归央行有所不同。

　　周小川也提出，为了维持币值稳定，央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要求现钞100%的准备金，又比如采取类似于香港的做法提供证明书，也可以尝试安慰函的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方案之下，央行的支持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此外，即使是100%的准备金，其针对的也只是现钞，在中国就是M0，其他的准现金类均不包含在内，更遑论M1和M2。

　　其次，DC/EP中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部分人认为的“央行搞批发、二层机构搞零售”。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层机构需要履行包括KYC、反洗钱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等在内的一系列合规责任，而一般意义上的CBDC通常认为这些责任都归属于央行。周小川也同时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持系统稳定性，了解系统运行状况，

　　央行应该掌握其所需的交易数据，但这只属于备份性质，央行本身不涉及直接的商业利益。

　　曾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解释央行和第二层主体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发央行数字货币好比是发了一个信封，信封里的钞票是中央银行的钞票，但不同的银行设计的信封、防伪等都不一样，但本质上，信封里放的都是央行的货币。对此，周小川表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并不完全准确。”

　　他进一步解释称，

　　信封里放的可以是央行的货币，也可以是央行发放的备付证明书或安慰函，甚至也可以放商业银行自己设计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最终都要保持其稳定性和有效性。

　　从这个角度看，第一责任人是第二层机构，而非央行。

　　央行如何选择技术路线？

　　事实上，早在2015-2016年，人民银行就在国际上提出了双层体系的设想。之所以考虑双层体系，主要是因为结合国情来看，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更适宜采用一种竞争性、多方案、动态演进的经营体系。

　　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判断并选择最优技术路线？对于这一问题，周小川给出的答案是“很难”。此外，从一种方案切换到另一种方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将耗费极长时间。从纸币换代经验来看，每代人民币切换都需要十年左右，而且还有很多遗留问题。但同时，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容纳或试行多种技术方案。因此，

　　一个竞争性、多方案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更适合中国。

　　DC/EP还是一个动态演进体系。金融科技的发展十分迅速，支付系统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速度，不断演进迭代。

　　周小川提醒，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反垄断，因为垄断可能会对新的技术路线形成阻碍。

　　周小川还谈到对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DLT）的看法。就区块链和DLT的一些技术特性，如去中心化，周小川认为，需要考虑去中心化是不是支付体系现代化所真正需要的特性。

　　他的观点是，其实不见得，而且搞不好还可能带来不少弊端。

　　再如不可篡改性，周小川指出，现有系统特别是账户系统，被篡改的概率极低。而且，也要考虑交易出错时如何主动修改的问题。“在支付领域中偶尔会发生错误，需要更改，但这种更改并不只是通过一笔负向交易做对冲，而是要同时彻底更改或抹除原本错误的交易记录，否则错误的交易信息可能会被误用，比如错误地进入征信系统。然而，目前区块链强调的不可篡改性恰恰和这种需要存在矛盾。”

　　周小川同时表示，区块链和DLT一直是央行数字货币体系中的方案之一，但是其仍有技术问题待解决，尤其是支付处理能力亟需提高。从零售系统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一技术暂时无法占据主流，仍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要以零售应用为重点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周小川表示，数字货币交易要求可控匿名，这意味着既要有匿名性，但又不能完全匿名，需要保证监管机构特别是反洗钱机构能够掌握这些数据，在此基础上，要最大限度保护客户隐私。

　　周小川主张，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中的一些规则。

　　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此前大数据交易盛行时，很多个人隐私数据已被泄露，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已被泄露或买卖。尽管可以删除一些信息或者更换密码和账户，但这类操作非常复杂耗时，且无法有效保证安全。周小川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些风控手段来保障数据隐私安全，比如对账户进行分层次的限额管理等。

　　在谈到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问题时，周小川认为，类似Libra的以跨境汇款为侧重点的应用存在一定问题，

　　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还是应注重在零售系统中的应用，同时重点解决跨境旅游等经常项目的支付问题。

　　在以零售为基础的前提下，周小川强调，要尊重各国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一个国家如果十分强调其自身的货币主权、强调其自身的汇率制度和有关兑换和汇款的规定，那么数字货币在推行时也应对其给予充分尊重。有的国家会担心本国“美元化”或“人民币化”，对此，

　　周小川认为，央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环节。

　　（原题为《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这是周小川迄今最深入的一次公开解读》。本文据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系列研讨会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活动上的演讲写作而成，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