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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实施的贸易封锁，导致与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总量大幅下滑。不过，在这一紧张局势下，中法之间仍维持着虽小但持续的贸易往来，例如1950年，法国商人利用远东航道，经由香港转口钢材至中国内地。
随着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举行，中法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增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非正式外交渠道为双方贸易打开了门户，随后通过经贸代表团互访和贸易展览会等形式，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贸易互动。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和中法正式建交促使两国贸易额在1966年达到了7.22亿法郎的高峰。但随后发生的10年浩劫，导致中国国内经济环境恶化，法国企业因此对华采取谨慎态度，中法贸易量随之下降，甚至近乎中断。
直至1972至1973年间，随着中国对商品和技术需求的回升，两国的贸易和技术合作才重获生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法经贸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深化，尤其体现在国有企业主导的高层次合作上。
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即为这一时期合作的亮点。据曾任电力工业部部长的李鹏记述，中国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合作伙伴，是因为法国率先与中国就核电站建设进行谈判，并于1980年与中方签订售出核电站的协议，且成为首个提出无需核监督、愿分享核技术的国家。
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启动，由法国电力集团负责建设和试运行两台压水反应堆，1994年，一号机组投入运营，标志着中法在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进入新阶段，并为双方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建设核设施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大亚湾核电站，作为中国大陆首座从国外引进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自1994年投入商业运营以来，不仅标志着我国核电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在项目管理和施工技术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1. 筹建背景与历史意义
大亚湾核电站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部大鹏半岛，是改革开放初期电力部与广东省合作的产物。在1979年，面对深圳的地理优势和广东省及香港地区电力需求激增的现状，政府提出了引进外资、借贷建站、售电偿还的创新模式，这不仅解决了电力短缺的问题，也为利用外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探索了新路径。在1979年11月，随着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广东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随即展开，并于1982年12月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正式开启了核电站的建设征程。
2. 工程规模与技术装备
大亚湾核电站配备了两台984MW的压水堆核电机组，通过500kV和400kV两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为广东和香港电网输送电力。其建设和运营主体——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由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分别占比75%和25%。核电站的选址和设计充分考虑了广东与香港的地理邻近性和经济紧密联系，以及两地电力市场的互补性。
3. 核岛设备与技术创新
在核岛设备的选择上，大亚湾核电站遵循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并最终确定与法国法马通公司签订核岛供货合同。法马通提供的M310型核蒸汽供应系统是在CPY系列基础上改进而来，不仅提高了热功率和蒸汽压力，还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与经济性。该系统吸取了三哩岛核事故的教训，进行了多项关键性改进，例如将停堆冷却系统置于安全壳内，以及采用更先进的先导式安全阀替代传统弹簧式安全阀，大大降低了事故风险。
4. 常规岛设备与性能优化
常规岛设备，特别是汽轮发电机组，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另一大亮点。GEC公司基于其660MW常规火电机组的技术，专门为大亚湾设计了两台984MW全转速汽轮发电机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机全速汽轮机之一。设计中融入了南非、香港等地火电站的经验反馈，比如针对低压缸末级叶片的应力腐蚀裂纹问题，通过改进叶根设计和材料选择，提升了设备的可靠性和耐久性。此外，汽轮机的高压缸与低压缸间配置的汽水分离再热器，以及发电机的高效冷却系统，都是针对核电机组特性的优化设计。
5. 输变电工程与抽水蓄能电站
考虑到季节性电力需求波动，大亚湾核电站与电网的连接设计遵循了灵活可靠的准则。在夏季，核电站大部分电力需输送至香港，为此，输变电系统设计确保了即使在部分元件故障的情况下，也能保证92.5%的电力顺利送达香港。此外，为应对电网调峰需求，1988年国家批准建设广州抽水蓄能电站，该电站不仅保障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满载运行，还提升了电网的调节能力。电站配备的四台300MW抽水蓄能机组，与香港方面共享使用权，体现了区域合作在能源供应中的重要性。
大亚湾核电站不仅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还通过科学的规划和严谨的管理，确保了核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为我国后续核电站的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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