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小资本主义”是什么？它在中国古代真的出现过？|历史_新浪财经

《中国“马达”》这本书有些新意，比如贡赋制中国经济的本质对于所谓中国资产阶级萌芽的干扰，葛希芝提供了一个女性视角，我觉得不无道理：当女性收入水平提高，在传统家庭中经济地位显著上升时，男性的不安全感使其在价值观上的优势强迫地位开始启动，现代俗称 PUA，这一轮是以南宋理学兴起为代表。

葛希芝想说两种经济制度（有进步主义代表未来的，有传统的上古时期流传至今的）的冲突，但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回到了她最擅长的女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史的研究中，或者可以理解成一种无心插柳，也成荫了。

这本书问题也在此，葛希芝选择历史跨度太大，从宋到 1949，全书又没有统一体例，兴之所至，走哪儿算哪儿，读者最后云里雾里，感觉像是看论文集，亮点不时有，但她标题里的“小资本主义”哪里去了？

另外，虽然作者博闻强记，但充斥全书的生造学术术语，勉为其难的各种缩写，有一股浓浓的语言腐败味道。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结论一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保姆说……

那里的保姆工作非常轻松

一顿大餐之后，从来没有洗不完的堆积如山的盘子

黎明来临之际，她们只需要轻轻地系上一条黑色的魔法围裙

然后一切都回归原位

保姆！我可以去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吗？

——张尚华《酒鬼》，1986

正如本书力图概括的，中国的社会形态，即广义上的“中国文化”，主要结构和动力来自贡赋制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互动。我对帝制中国中晚期的政治经济、区域化、亲属关系和性别，以及民间意识形态进行了解读，并简要分析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上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

在本书借由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制中国中晚期两种生产方式间的关系，都显现出对一种重要的结构连续性的维持。人们有时是具有相当自觉意识的阶级成员，有时仅仅是在家庭选择中做出自己选择的普通人。他们根据两套虽然不同，却又具有紧密联系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可能性行事。有时候与贡赋制兼容的行为，几乎充斥于小资本主义的行为中，反之亦然。在本书中，我不打算解释为什么这些转变会发生，尽管这可能是对中国历史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探索不会有唯一的答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的具体情况，同时不放弃对结构规律性的探索。然而，在小资本主义抉择与贡赋制抉择之间的相对权衡变化，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两种模式之间缺乏契合，以及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好生活愿景的人们所产生的相互矛盾的行为冲动。在这里，我只想概述一下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观念：这种竞争当然不是不能行动的、被重新整合的抽象概念的竞争，而是官员与业主、妇女与男子之间的竞争；是思想内部的竞争，是行动之间的竞争。宋代以来，这一竞争（确切地说，这一斗争）催生了中国文化中的大量因素，从而形塑了中国文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中国时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形态的中国文化。我相信，这一斗争得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可，而这份文化认可来自传统中国人对压制异端思想、政治异议和家族纷争的深切关注。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和谐——这一伟大的文化信条——很少能够实现，压抑或自我牺牲是人们更熟悉的结果。这一难解的斗争图景能够在每一代人的手中重建，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中国人的行为是冲突观念的外化，而是因为人们经常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各种往往互不相容但合法的目的：贡赋与投资，赡老吊亡与抚幼育人，嫁妆对应聘礼，诸如此类。

自宋初以来，这两种模式就显现在中国人生活的世俗化趋势中，并获得日臻微妙与复杂的发展。同时，它们也为彼此的互动演化出越来越复杂的制度机制，这就迫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提高生存的技能，以适应其发展。我们也许可以在中国的行政机制和商业实践的某些方面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将这两种模式连接成单一社会组成的高度神秘化的体系中看到这一点，因此这些制度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质。亲属关系和性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民间宗教也同样如此。

尤其是宋代以来，统治者发展出了涉及范围极广的一整套思想和行动的工具，既努力维系了贡赋制经济，又限制了小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竞争。这套工具包括：对用以笼络富家人才的科举考试的采用，对基本市场机制的利用；对各种有效的行政手段和军事技术的广泛施用；对监视异己的密探和告密者的安插与鼓励；通过把父系亲族纳入密不可分的宗族团体，以及使男性对女性亲属负责，而使这种关系渗透入家庭生活；对民间神灵和庆典活动的挪用和再语境化。凭借朝廷的能力和一个由官绅构成的统治阶级，中国政府政绩斐然：1.对他们所管辖的辽阔疆域进行规训并收取赋税；2.朝着王朝的长治久安前行；3.让大众生活中弥漫着对贡赋制私人关系的憧憬；4.让大众生活融入一个等级化、官僚化的宇宙观想象中。以上这些都是彰显贡赋制模式影响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小资本主义同样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思想和行动工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愈发精妙和更具作用力。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期转变，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也被包含在贡赋制所要求的家庭式生产关系中。男人们利用正统“孝道”中与生俱来的父系制内核，构建了宗族组织，它发挥了类似具有积累与投资功能的经济团体的作用。与此同时，遵循小资本主义逻辑的人们，却试图忽略或者重新解释他们在贡赋制利益薄弱的社会事务中应尽的亲属义务，例如对待女眷的方式。由小资产阶级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商业行为，在实现财富扩张的目标和防范掠夺性统治阶级方面起到了无出其右的作用。

在这些涌现出来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中呈现出的长期趋势问题，可以通过思考“谁掌控霸权”来得到最为清晰的聚焦。这一历史趋势似乎相对比较明晰。在宋朝，拥有商业利益的权贵家族与强大的军队结盟，建立了一个鼓励社会流动、促进私人生产和自由劳动的政府。这些趋势并未为统治者的更替所严重阻遏；在元朝统治期间，贡赋制生产方式并没有展现出既有的复杂特质，但在相对短暂的统治期间，面对反霸权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蒙古统治者也没有过多地加以阻碍。但是，重新确立贡赋制模式的力量正在形成，在这种模式下，财富将流向统治者而非臣民。明朝对税收的重组、对官僚机构的改进以及对实现观念层面的霸权的日益重视，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根据韩书瑞和罗友枝的论述，“中国历史走向中央集权的漫长趋势，在清代早期统治者的强大干预下延续并强化了”（韩书瑞、罗友枝，1987：10）。

统治阶级采取的许多行动（通常在王朝建立之初最为明显）目的无外乎恢复对经济的控制，他们将资源引入军事、水利、行政和思想控制机制，都是为了能够成功地控制经济命脉。这些做法产生了两个结果。最初，私人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的财富减少了。我想，这既是统治者想要的结果，又是他们刻意为之的结果。帝制中国的统治者，即使是那些扶持商业的统治者，也不希望国家由富商来管理，因为富商的力量将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然而正如韩书瑞和罗友枝所明智地指出的那样，其第二个结果，统治阶级建设有利于创造生产性农业和从农业中提取贡赋的顺畅机制，也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韩书瑞、罗友枝，1987：21—27）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商人也需要道路和运河；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对贡赋的强烈要求及执行这些要求的权力，引爆了生产的集约化、人口的增长、季节性劳动力过剩、赚取副业收入，以及将私有化美化为民众反抗的大众观念。

一个强大的贡赋制的成功重建可能会带来比其所预期的更多的经济成功。强大的贡赋榨取不断地再现着人们为压力所迫而为市场生产的社会条件。普通百姓发明了各种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手段来阻止剩余财富流向统治者。聪明的小资产阶级则寻求各种途径来保存和增长财富。贡赋制的偶尔衰弱则会导致新权力中心出现。由于市场在使用集体资源（水、土壤、森林储备等）时的不合理经济配置，小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多人对小资本主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过度自由感到无奈。整饬一新的贡赋制又开始建设基础设施，为更大程度的繁荣发展做准备。当繁荣时代到来时，小资本主义的道德要求也会找到愿意倾听的听众，这种要求不仅仅是维持家庭，而且是扩大家庭。

每种生产方式的组织性结构都随着螺丝的旋紧而变得更为强大。小资本主义的行动不仅迫使贡赋制加强控制机制以维护运转，还迫使贡赋国家内部更加适应市场机制。这些市场举措包括：在招聘士大夫方面激发竞争，日益采用货币而非劳动力和单一物品来贷偿税款，官营生产点的工作不再世袭，选用官商生产和分销食盐等有利可图的商品。小资产者在亲属关系的保护伞下，通过跨国资本商团的跨境机制，来逃避官方控制。最成功的商人会像福建人一样，将部分业务完全转移到国外，以逃避税收和政府的干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利用长途贸易和其他商业形式的便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寄居。就像当地普通的小资产农民或纺织工人一样，他们把家族当作自己的堡垒。

对统治者来说，小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刺激因素，也是引起他们集中回应的原因，因而它是帝制晚期中国发展的“马达”。然而我并不认为小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居于霸权地位。小资本主义的行动是躲躲闪闪的，它被牢牢地固定在与贡赋目标相适应的亲属关系模式上。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它已经发展出来一种极为粗略的政治构想。就帝制晚期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对强大统治者而言，这一趋势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它是一种无奈和徒劳。

我特别使用的“小资本主义”概念是否增进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当我们将生产方式看作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体制时，我认为正是该体制既塑造了物质生活，也塑造了文化生活。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印证并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将这一根本面向与更显著、更加强调观念色彩的“中国性”的方面联系起来，就可以概括出一个贡赋制模式。“小资本主义”的概念作为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对抗的一系列行为和心态，阐明了普通中国人的许多日常选择。有了这样一种分析工具，对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事物的概括和描述就会变得更为清晰。

这一概念也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理论理解。在这些阶段中，业主经理（owner managers）发展出了规模庞大但仍可辨识的“家族”企业，在这些企业中，亲属关系的绳索会对资本的流动施加一些限制。在东亚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领域，对许多分析人士来说，这些重叠证明了当代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要求他们对国家作为所有者和雇主的角色，以及最具特色的小资本家阶级与小业主“家族企业”的亲属／性别和阶级关系进行更丰富的解释。

中国规模庞大、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内市场与西方有着差异显著的政治语境，在中国语境中，国家和亲属关系尤其突出。因此，它们在未来很可能像过去一样，沿着不同的轨迹行进。这并不是因为某种理想主义或精英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永久地操纵着他们的行动，而是因为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内在运动。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取决于其他环境，而东亚人仍在继续复制这些环境。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庞大而强大的国有部门，多才之士被吸引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长期致力于此。借由此，小资产阶级可以被持续约束和引导，他们反过来，凭借提高效能、逃避税收、限制发展、畏惧权势、远离政治等策略，在他自己与当权者之间维持了一条鸿沟。这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再生产，还有助于其对立面——贡赋制的再生产。

我的解释具有“奥卡姆剃刀”的优势。虽然它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在的特殊性都保持关注，但它是基于20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构建的，并与之相一致。它既旨在对中国文化进行阐释，从而使其更容易与其他文化相比较，又旨在通过具体实例扩大“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影响范围，使其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预期的那样，涵盖亲属关系、性别关系和大众观念。

本书只是一个研究草案，提出了一些研究方向，这些方向可能会将中国文化与其他同类文化联系起来，也许会更清晰地勾勒出资本主义自身的轮廓。虽然资本主义还没有渗透到世界的所有文化之中，然而就其发展在全球所涉及人口的占比而言，它对生态、人口变动、经济、政治、性别和亲属关系，以及世界构想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曾试图通过创造普遍的平等与富足来抵御资本主义压力，但这种新的实验并没有探索成功。我们仍然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历史进程保持一种审慎的认识，以免我们开始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永恒的事物。马克思对其模式和过程的祛魅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遗产。

在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政府都拥有强大的国家生产方式，它们使用相当大的力量来策划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并使其进展符合的国家的发展目标。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除极少数相对短期的例外情况外，本土小资本主义企业（其中不乏大型企业）在生产和从本国工人阶级榨取剩余价值方面都已超越了外国资本主义公司。资本主义本身在这些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它在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它其实是影响有限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资本的累积力量的增强，东亚将会超越小资本主义支撑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并使得其发展形态看起来更趋“正常”。直到20世纪70年代，此种言论都被看作与其他未来预言一样好的愿景，而且比大多数预言都要好。然而自从东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后，我们必须对此重新思考了。东亚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首屈一指的强劲经济体，不是因为它的社会形态正在变得更加资本主义，而是因为曾俘获了小资本主义的贡赋模式的动力被资本主义的压力进一步激发。在资本主义的追捕下，它反而跑得更快了。东亚领导人的目标明确，拥有重要贡赋资源的国家必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作用。

……

题图来自纪录片《在乌克兰》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