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变量：制造业改变世界格局|制造业_新浪财经

读而思

自英国率先开展工业革命以来，近现代世界格局的轨迹变化和发展的跌宕起伏，其实是以制造业的兴衰为主线的——制造业的兴衰直接关乎国运，制造业兴则国兴，制造业强则国强。

曾纯本刊总编辑

从历史沿革的脉络来看，世界强国各领风骚百十年，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制造业的兴盛。制造业变革引起的经济力量对比的失衡变化，造就了世界经济主导权接力棒的依次传递，引发了一次次的世界格局大洗牌。

2015 年 10 月底，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再次来到北京，出席“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2015 京城国际论坛”。这位彼时已 90 多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开口先用浑厚的男低音来了一小段“绕口令”：“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世界秩序，但确实需要一个世界秩序，尽管我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可也没有答案，我并不知道世界秩序到底会怎样，我想也没人知道。我知道的是，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秩序，创造更好的世界秩序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仔细研究世界发展史就会发现，在国际体系中，真正意义上全球各国都参与的理想体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世界事务总是由一流强国主导。而一流强国掌控世界事务的相对地位则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因为各国国力的增速不同，加之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的影响，结果总是一国相对另一国发生优势迁移。超级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

工业塑造大英帝国：始于商业，成于制造

“日不落帝国”的强盛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已是共识。那么，就地理空间而言，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更早崛起的海上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或者荷兰呢？就时间而言，它又缘何发生在 18 世纪前后，而不是更早的科学启蒙和快速发展的 17 世纪呢？科学、工业、商业、人文等多重要素间的因果关系纠缠夹杂，令史学家们大感兴趣又颇伤脑筋。

不过，毫无疑问，是制造业而非单纯的商业或贸易，促使英国第一个迈入现代社会。

在英国崛起之前，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都是领一时风骚的重商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率先探索海上贸易之路，赢得了真金白银的丰厚回报。然而，单纯依靠航海或军事冒险并不能让贸易持久地顺畅运转，真金白银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酝酿产业的能量，最终的衰败在所难免。相比之下，国土面积更小的荷兰显然更早通晓了一种财富密码：它首创了股份公司制经济组织，为了融资而发行股票，在贸易往来中先创造出抵押业，后又派生出保险业、商品期货等业态。为了应对猖獗的海盗行为，荷兰政府在海岸设立“关口”，将海盗掳掠的战利品抽成纳入国库，从而使得海盗的剩余收益合法化，创设了世界上最早的海关。等到成立银行之后，荷兰人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体系和发展动力，贸易触角的伸展能力大大强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从而掌控了全球商业霸权，实现了财富的爆炸式增长，把重商主义政策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在 15 世纪至 17 世纪中叶的英国占据支配地位，不过英国流行的重商主义有其自身特色，比通常意义上单纯迷恋财富与金钱的表现更加深入。英国在完成由“农本”到“重商”这一历史转变后，进一步从“重金”演变为“重工”，形成了一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回应的经济体系。英国的重商主义被称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涌现的历史前奏”，推动了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拓展，从资本和市场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这种支撑不仅体现在商业资本主义领域，更体现在工业资本主义领域。

“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马克思语）的拿破仑，却没有参透这个与法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正在积蓄能量的超凡级别，他以奚落的口吻把重商主义的英国称为“小店主国家”（Nation of Shopkeepers）。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写道，英国上上下下都是“店小二”——商人而非实业家是它最典型的公民。然而，正是 16 ～ 18 世纪的商业流通和全球贸易为英国成为独霸全球的工业强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商业在全球“网络”的扩散，英国的工业利益已经能够左右其政府的决策。在这一阶段，商业利益通常表现为争取进出口自由，而工业利益则通常表现为保护国内市场免遭外国商品的侵占。英国商人仅能调动伦敦及若干港口站在自己一边，而英国实业家却能符合广大农村和政府的利益。遵从这一大局是英国的习惯。从 17 世纪末开始，纺织品制造商就争取到了对外来“软棉布”的禁令，等到本土纺织业足够强大后再要求自由进入各国市场。

相继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获得数次英荷大战胜利后，英国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重商主义国家，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前，其财富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生活方式与西班牙、荷兰等国并没有很大差别。但是，随着发达的商业传统对工业技术革命的内在需要日益迫切，工业越来越广泛地分布在英国的农村地区，政府决策向工业利益倾斜，工业新技术顺理成章地进入英国的社会生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英国就此把其他欧洲国家远远抛到身后。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汇成英国工业革命洪流的，并不是高技术与大工业，尽管今天它们已经成了传奇般的解读说法。18 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引领工业发展的远非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而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的革新。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革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蒸汽机就是当年的高科技产品，它的出现也是基于当时的科技进步。人们公认的是，正因为实业家和熟练工人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感同身受，第一次工业革命才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在这一特定时期，英国发达的私营经济成为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动力。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食品、纺织工业激烈竞争，采煤业急速扩张，工业产品大量增加，需要市场容纳、消化。英国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适时提出：尽管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征服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则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亚当·斯密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以及后来的其他经济强国）通过全球贸易缔造全新秩序指明了收益最大化的崭新方向。

制造业的内生力量改变了英国的面貌，也改变了英国的世界地位，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英国生产了约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二的煤、约一半的铁、七分之五的钢（全球总量不大）、约一半的棉布（限商业化产量）、四成的金属器件（按价值论）。于是，世界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国家：世界上唯一的工厂、唯一的大规模进出口国、唯一的货运国、唯一的帝国主义者、几乎唯一的外国投资方，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海军强权的国家。

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随着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的崛起，英国并没有守住早先制造业所创造的财富，而是因循守旧，在制造业领域作为寥寥，躲在业已建立的金融体系内向欠发达国家继续输出旧有工业产品体系，最终输给了后来居上的工业新贵们。

1870 年，英国仍然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占有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份额；此时，刚刚经历过南北战争、终于统一疆土的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已经接近四分之一。到了 1913 年左右，美国的全球制造业市场份额已升至 36%，而英国的这一份额却下降到不足 15%。可以说，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易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制造业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就是变化的起点。此后，这一排位再也不曾逆转。跟不上新工业革命步伐的大不列颠帝国，狠狠地摔下了神坛。

从 1750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用近 200 年的历史，验证了制造业兴衰与国运荣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倒 U 形”曲线，可谓“成也制造业，败也制造业”。

德国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德国制造”

相比英国，德国的强盛更是得益于制造业。不过，“德国制造”的起步时间则晚得多，当时更没有现在的美誉度。

早在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工业化就已崭露头角。此后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影响扩展到欧洲大陆，并相继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展开。然而，晚至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化才开始在德国逐步推进。由于当时德国尚未统一，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工业化水平偏低。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制造代表着世界的尖端水平，而“德国制造”其实是英国强加给德国的一个轻蔑的带有侮辱性的标签，一度是廉价与劣质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德国在工业化早期发展阶段采取模仿英国强大制造业的策略开启工业立国征程，仿制英国产品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英国人亨茨曼发明了坩埚钢工艺，锻造出了比以往更高质量的钢铁，同时发明了一种将熔化的银镀在铜锭上生产银质餐具的技术，因其居住在谢菲尔德附近，故使得谢菲尔德刀具、餐具名扬天下。后来，英国人发现出自德国索林根的刀具、餐具居然与英国在谢菲尔德生产的产品一模一样，这种肆无忌惮的抄袭仿制行为惹恼了英国人。1887 年，英国议会修改了《商品商标法》，要求所有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必须明确标注“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以此将德国制造的劣质产品与英国生产的优质产品区分开来。

为了去除“德国制造”的污名，德国人奋发图强，在积极向英国人学习借鉴的同时，把日耳曼人理性、执着、严谨的民族精神倾注到自己制造的产品中去。若干年后，那个带有仿制污名的索林根摇身一变，成了名扬天下的“刀城”，孕育了诸如双立人、博克、三叉等国际顶级刀具品牌。

19 世纪 70 年代，在德国统一所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内市场的支撑下，德国的工业化得以迅猛发展。与意识保守的英国相比，德国展现出了更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成功研制出了比英、法的产品更先进的产品，在与其他工业国家的竞争中占得优势。

1906 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了 16%，这一份额甚至超过了英国。在经济总量上，德国于 1913 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德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尤其是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等领域，德国更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当然，德国制造业的兴盛并没有改变这个古典帝国的行动逻辑，而是为其所谓遵循丛林法则的征服战争做好了物质准备。德国堕入传统帝国赤裸裸的军事征服的窠臼，悍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不仅未能成为世界霸主，反而在国家竞争中遭遇修昔底德陷阱，断送了百年积累的制造业财富，制造强国的追求转眼成空。当然，也有专家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二战”炮火摧毁了德国（以及日本）的工业体系，反而有利于它们建立更加先进的工业体系（霍布斯鲍姆语）。“二战”结束后，西德（联邦德国）战时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制造业迅速转向民用。与此同时，西德百废待兴，重建需求极大，客观上为其建筑业和非军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助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西德的经济和制造业迅速得到恢复。20 世纪 50 年代的十年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为 7.5% 左右，尤其是制造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后十年，西德的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占比从 1960 年的 49.7% 稳步提升到了 1970 年的 51.7%。

德国柏林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1 年德国在制造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超过 2300 家，不但有诸如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宝马、西门子、博世、拜耳、巴斯夫等享誉世界的著名品牌，还有多尔曼、沃斯、伍尔特等众多在细分市场中的“小巨人”。德国制造业产值占 GDP 比重多年维持在 20% 左右，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德国继续保持了其在机械制造、化工等重要产业的领先地位，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工业 4.0”战略，是名副其实的因制造而强盛的国家。

美国制造业：创新型消费社会的基石

第一次工业革命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扩张，各式各样的殖民地以及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一个庞大贸易体系的复杂“血管”网络，与“英国制造”发生着源源不断的输送与交换的关系。而这一庞大贸易体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则是强大的海上帝国和日益完善的金融体系。

枪炮与钢铁同样也是美国强大的物质后盾，但美国没有寻求建立像大不列颠帝国那样的有形帝国，没有将大张旗鼓地在海外以武力建立殖民地体系作为其主导政策，而是以“门户开放”政策对外，高举捍卫自身利益的“门罗主义”旗帜，大力推进工业革命，持续不断地振兴国力，终于取大英帝国世界霸主地位而代之。

全世界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横空出世，与美国迅速蹿升为全球霸主在同一时期。大众消费社会的诞生，是社会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美国远远走在了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前面。它不是“有闲”消费阶层的简单扩大，而是公众中间阶层都具备标准化品牌商品购买力的新型社会。这一阶层在社会上占有多数且规模不断扩大，收入相对平稳且持续提升。它既是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社会成就，又成为刺激美国制造业不断扩大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大生产之下的劳动力增长、产业工人工资收入增长，培育出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和与产能相匹配的消费型社会，一个富强国家的精神面貌随之呈现出来。

美国新一代制造业霸主地位甫一确立，就迅速将工业生产力效率推向了极致。美国依靠电气、化工技术的突破，以及科技专家与实业家的“联姻”机制，在整个社会推行工业机制和标准化的福特制等。在体系化措施的推动下，美国一举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劲的工业国家。1914 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相当于欧洲各国总和。

19 世纪末以来，对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大多出自美国，诸如以电力为核心的各项技术发明，促成了社会的深刻转变。电话、留声机、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成为多数家庭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原先富裕阶层炫耀其社会地位的奢侈品——汽车，变成了大众都能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1919 年，美国登记注册的小汽车数量为660 万辆，仅十年时间，这一数量就变成了 2300 万辆。大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创造出了名副其实的大众消费社会。呈现大众消费社会面貌的标准化、泰勒制、福特制、大众文化、现代性等概念，其实都与美国制造业息息相关。

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摧毁了人间的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又催生出疯狂的工业化生产能力。“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称得上工业发展的黄金年代，在这些年里，世界工业每年都以 5.6% 的复合增长率高速发展。

在美国这一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劳动者工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富有的劳动者兼消费者则会信心满满地去消费更多的工业品。

也是在这一时期，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扩张的先锋。输出制成品，尤其是输出工厂，成为重要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其间，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0%，而非跨国公司的这一数值仅为 4%。跨国公司找到了更加广阔的消费者渠道，使得大生产模式与世界范围内海量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更加匹配，创造了巨大的工业财富。

可以说，没有工业化和雄厚的制造业，美国就没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

（本文摘录改编自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的《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