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从业困境何解|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_新浪财经

■法治圆桌·对话

沈建峰

王人禾

苏江

王陆洋

杜滨

■嘉宾：

沈建峰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人禾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

苏江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王陆洋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处民警

杜滨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快递物流专家

■主持人：

《法治周末》记者刘希平高原

近期，一场围绕外卖骑手与电动自行车速度的“速度之战”备受关注。

今年7月，广东省广州市出台《广州市网约配送行业公约》规定，对一周内有3次以上违章行为的外卖骑手实施全行业停单一天以上的限制；在一个周期(3个月)内违章次数超过10次的骑手，或将列入黑名单，实行全行业永久禁业。

这一新规出台的背后，是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年，广州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同比上升63%。今年以来，广州共查处外卖电动自行车的各类违法行为逾12万宗。2023年，全国发生的外卖骑手交通事故达1.2万宗。

外卖骑手配速时效与限速新规的矛盾，凸显的是外卖行业存在多年“唯快不破”的深层次问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就业群体从业困境何解？本报邀请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5位嘉宾进行圆桌对话，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外卖骑手超速缘何成常态

◎主持人：最近多地通报的交通违法数据显示，一些外卖骑手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在不断增长，骑手超速、逆向行驶缘何会成常态？

王陆洋：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是我们公安交警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我们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些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存在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等情况。这不仅对骑手自身的安全造成了威胁，而且给公共交通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除了存在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乱象外，一些外卖电动自行车还存在私自更改动力装置和超载的问题。有些电动自行车车座后方的载物箱明显比车把宽，还有骑手的车后座上甚至有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超出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

有骑手说，他们一直面临“不超速就超时”的两难选择，相比交通规则和安全，他们更关心派送速度。派单时限不合理也导致一些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而忽视交通安全。

王人禾：我曾体验过几天“外卖小哥”的工作。那几天，我感觉自己一直在与时间赛跑。2022年6月，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委托，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负责“外卖骑手权益保护与算法监督”的专题调研。为深入了解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困境，我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并进行了为期5天的一线体验。

骑手超速行驶的主要原因是送餐时间比较紧张，只要接上单系统就开始倒计时，还剩几分钟的时候系统会再次提醒。如果单多的话系统就会催你，前一单因为客观原因超时了，接下来的单也不会给延时；如果一单送晚了，之后的几单基本也会延误。很多时候不是骑手主动选择违法，而是实际路况不允许，或者是为了赶时间而违法。

为了赶速度，有些骑手就将电动车进行改装，有的电动车改装后速度能达到75公里/小时，像机动车一样。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不能超过25公里/小时的时速。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交通肇事把车送检的话就不是非机动车了，处理起来会很严格。但是骑手为了多送单、多跑单，都会选择驾驶超速的电动车，这也是他们容易受到人身伤害的原因。

我注册的是众包骑手，根据平台规则，每次最多能接5单。我租了一台最高时速35公里的电动车，选择家附近熟悉的区域送餐，一单赚4元钱。接单之后，系统就开始倒计时，还剩几分钟即将超时，系统会再提醒。我在骑行过程中一边关注导航，找商家，找小区；一边还要看交通状况，躲车、躲人。经常找不着地图上标注的店名，因为商家实际的店名可能与平台上的店名不一样，然后进到小区有时还找不到楼，常常接到第3单时就已经开始超时。我的心态要比真正的骑手轻松很多，如果是真做这份工作，是很紧张的。

苏江：近年来，我们在司法审判中也发现，新业态就业群体中外卖骑手驾驶非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据统计，我院近3年来审理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由外卖骑手驾驶非机动车引发的事故纠纷占比25.83%，其中外卖骑手因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负主责及全责案件占比89.74%，致对方伤残案件占比61.54%，外卖平台企业存在安全管理意识不够强、事故保险理赔衔接不畅、应诉不积极等问题。

我们分析主要成因在于：一是一些外卖平台配送规则的设置，使得有的外卖骑手抢“快”，忽视了交通安全；二是外卖配送行业的交通工具使用、平台企业依法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三是对外卖骑手和平台企业的交通安全宣教不到位。

沈建峰：3年前，有媒体刊发《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描绘了在算法的困局之中，外卖骑手正在经历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经过近年来的治理和各方的努力，这一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现象出现，是平台、劳动者、消费者等方面因素“加持”的结果。首先，平台的优势在于通过算法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算法追求效率的提升。在此过程中，算法会追求更快更高效，会以优秀的劳动者为原型设计劳动效率并给予奖惩。这一方面会全面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自然也会提高对所有劳动者的要求，增加劳动者单位时间的劳动付出。为了满足这种算法规则的要求，骑手会出现超速、逆行、闯红灯等现象。

其次，从劳动者一方来看，骑手基本上都是按单计酬，有的骑手为了获得较高的报酬，也会出现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出现违反交通规则等现象。此外，当大多数骑手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配送效率时，算法就会因此而提高标准，其他骑手会出现“不进则退”的现象。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劳动压力的不断增大。

最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平台的用工改变了消费者和生产商发生联系，生产商和劳动者发生关联的格局，是通过平台直接把劳动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劳动监督、过程管理、劳动评价等传统用人单位的权限，交给了消费者。在平台希望赢得消费者，占领市场的前提下，其会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用工安排，而消费者期待的是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服务。这种消费者的评价权利以及要求，也会导致骑手不得不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源头治理遏制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

◎主持人：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难在何处？司法机关对这种乱象有何治理之策？

王陆洋：对于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目前主要是依靠路面执勤交警。但个别企业、平台因为派单时限安排不合理，造成部分骑手为赶配送时间而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甚至造成交通事故，我们西安公安交警也不断在积极对接平台、企业，从订单路线规划、配送时限区间设置等多方面进行合理优化，减轻骑手送餐环节压力，从源头缓解时间、空间矛盾，并联合一些外卖平台开展外卖骑手交通违法“协同共管机制”试点工作。交警在街面发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将根据严重程度采取学习教育、警告、处罚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同步将相关信息抄送至企业，由企业对有多次交通违法或严重交通违法的骑手采取源头安全教育，我们希望从街面治理到源头管理，切实提高骑手安全规范骑行意识。

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开展非机动车及外卖骑手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查处闯红灯、逆行、超速、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并且依托“马路学堂”“交警执法站”在街面开展“宣教小课堂”，对违法骑手进行现场安全教育。我们也在同步开展送教到企业的活动，大队、中队深入企业、配送站点，组织骑手集中观看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讲解骑行时安全注意事项，切实增强骑手安全意识。此外，针对改装电动自行车源头治理，我们主要是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改装等环节进行联合执法。

王人禾：预防外卖骑手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需要平台确定合理的算法，让骑手在不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配送，并由相关职能部门对平台的算法进行监管。

骑手送餐过程中都是开GPS定位的，一天工作时长，行驶多少公里，配送量是多少，平台都可以掌握。如果发现在当前算法之下，大部分骑手都在超速，那就证明送餐时间设置不合理，需要进行算法规则修改。让骑手起码在一种合法的情况下，不违反交通规则情况下进行配送，平台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控制骑手不超速；但从平台的角度，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计算量，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

苏江：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担负着国家法治建设的重任，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理当有效发挥职能作用。我院近日向武汉市城市即时配送协会发送了《司法建议书》，督促相关行业加强源头治理，以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维护外卖配送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针对前面提到的问题，我院建议武汉市城市即时配送协会聚焦行业痛点，强化“源头”治理，对外卖骑手相关交通管理痼疾开展广泛调研，积极就配送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外卖平台企业依法经营等问题向交通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建言献策，助力相关单位完善治理机制。建议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强化对配送人员的安全保障。同时，建议协会发挥其在平台企业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协会+”平台，尝试与交通管理部门建立涉外卖骑手交通事故信息共享平台、与司法机关建立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实现涉外卖骑手交通事故信息共享、案件共治、源头共防。对交通违章及事故频发、拒不办理理赔、消极应诉的企业及从业人员实行黑名单通报制度，将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落实情况存档，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企业自治的良性互动。

此外，我院还建议协会加强宣传关爱，推进“常态”治理。以“骑手爱心驿站”为宣教关爱阵地，常态化开展对骑手的交通安全教育和事故应急演练等宣教关爱活动。定期曝光协会服务平台企业所涉骑手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剖析典型事故案例，引导企业及时配合办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积极应诉。

武汉市城市即时配送协会收到我们的《司法建议书》后高度重视，对司法建议提出的问题逐条进行了回复，并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来逐步解决相关问题。

目前，我院与武汉市城市即时配送协会建立诉调对接、信息共享等机制，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协同开展相关矛盾纠纷的诉前调解和多元化解工作，为新业态行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杜滨：保障外卖骑手交通安全，需要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整体出发，为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车构建更友好、安全的交通环境。

一是明确非机动车道为非机动车专用行驶车道，不可将其作为停车位停放机动车、不可占用非机动车道经营，推动构建安全、连续、便捷的非机动车交通网络，让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也能实现快捷通行；

二是根据交通管理实际需求，按“一路一策”分步有序拓宽或增设非机动车道，比如，逐步取消快速路辅道对电动自行车的限行，以及参考深圳首条高架非机动车道开通经验，逐步放宽电动自行车路权，对电动自行车通行范围进行动态精细化的调整和优化。

如何保障新业态就业群体权益

◎主持人：在交通事故中，骑手的工伤认定是一个难题。人社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引入职业伤害保险后，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沈建峰：我国传统的工伤保险缴纳和工伤认定是以与适格主体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但对于平台用工来说存在两个障碍。其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平台用工随时上下线的用工方式、结果导向的计酬方式等，都导致认定劳动关系的困难。其二，平台用工领域经常采用承包经营、外包用工、加盟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等方式，而且往往存在多层次的加盟、外包等现象，这种多主体用工造成了“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的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外卖骑手群体传统工伤保险的缴纳、工伤的认定和待遇享有。

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引入了职业伤害保险（以下简称职保险）；2021年年底，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2022年7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导下，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北京、上海、江苏等7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4个行业开展。

这种类似工伤保险的社会保险形态，在政策层面松绑了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的捆绑，解决了没有劳动关系的平台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平台在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办理职业伤害保障时，不以与平台企业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是采取按单缴费的方式，由平台企业按照上月订单量申报缴费，劳动者不需要缴费。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过程中，相关部门对其进行过评估，总体来看评价是积极的，解决了平台用工过程中的劳动者受伤害后的保障问题。目前该制度试点已经满两年，为了逐渐铺开这种社会保险，同时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扩大试点的工作正在进行。

总体来看，尽管这个方案还有一些待完善的方面，比如，有企业担心其中可能会有的道德风险等。但是这些小问题不会影响大趋势，随着试点的发展，政策也会随之优化。

◎主持人：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我们该如何完善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外卖骑手等这些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沈建峰：近年来，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我国相关部门在不断完善制度。2021年，全国总工会印发了《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提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健全劳动保障法律制度。2023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编制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指导企业依法规范用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法维权，切实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

未来，新就业形态劳动或将真正“入法”。届时，相关群体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将会得到更全面的保障。同时，维护新业态就业群体的权益，还需要政府、平台、商家、协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这样才能为新业态就业群体营造安全、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

有了立法支持、制度的规范，以及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像外卖骑手“不超速就超时”等现象，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王人禾：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推进社会治理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未来建议明确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标准和提起条件，增强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武器在新业态劳动领域的作用，着力保护骑手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