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米兰·昆德拉传记_新浪财经

米兰·昆德拉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多次荣膺国际文学大奖。他生于捷克，一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对于潜心文学创作、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有着各种矛盾的理解与评说；对他的小说，也有着各种悖论性的解读。

传记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倾力写就的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传记，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与完整的米兰·昆德拉。

经“雅众文化”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一章《一位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分享给读者。

1968 年 8 月之后，七万捷克人踏上流亡之路。其中有知识分子，如安东宁·J.利姆，他先后在巴黎和美国任教；有作家，如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他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专门出版被禁的捷克作品；也包括一些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相反，米兰·昆德拉选择留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或许因为他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不太“悲观”，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自己国家发自内心深处的眷念，甚至，在别处生活的念头对他来说都无法想象。

那时，昆德拉与妻子薇拉·赫拉班科娃一起生活，他在 1967 年 9 月迎娶了这位以前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住在巴托洛缪大街一幢楼房五楼的单间公寓里。真是命运的讽刺，就在布拉格中心的这条街，类似于“克格勃”的捷克国家安全局在某幢属于耶稣会士的楼房地下层设置了一个监狱，囚禁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昆德拉没有受到任何胁迫，他只是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他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多部书的作者，也定期为多份杂志撰写文章，可朝夕之间，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布拉格是座小城，这种默默无闻是相对而言的，无论在街上还是咖啡馆里，即便没人上前与他交谈，作家都曾被认出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许多模糊的回忆都源自这样的经历，尤其当著名的外科医生托马斯变成玻璃清洗工后，他在从事新职业的过程中常常被以前的病人认出，还受到他们的香槟或烧酒招待。“那个时期，人们还在某种团结一致的欢欣中经历着对捷克知识分子的迫害……俄国军官的家人已经开始在这个国家定居，内政部官员取代被解雇的记者，在广播电台发表恐吓性的讲话。而托马斯摇摇晃晃地走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从一家喝到另一家，仿佛过了一个又一个节日。这真是给他放了大假。”

最初几个月的欢欣过后，尽管被放逐的人之间经常互相帮助，但昆德拉感到越来越孤独。令人惊奇的是，他带着某种兴致经历着这一切。就像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解释的那样：“他猛然间又回到了一个被禁作家的处境，这使他一下子失去了读者，但也让他摆脱了公众通常施加在作家（尤其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身上的压力，同时突然奇迹般地带给他一种彻底自由的感觉，不仅躲避了政治权力和文学批评，也躲避了他的读者。他看不到自己和国家的任何未来，再也感受不到任何职责、任何应尽的义务，他也无须对任何人、任何事做出解释，除了他自己和他的艺术。”

昆德拉成为在自己国家没有读者的作家，但他并未因此停止文学实践活动。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的五年中，他写了两部小说和一部剧本。这些作品与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诚然，1969 年 6 月完成的《生活在别处》具有隐含的政治意义，但他对“布拉格之春”丝毫不感兴趣，而是通过回忆 1948 至 1950 年间捷克斯洛伐克政党权力变更的最初几年，聚焦于一种存在的典型，即抒情诗人的存在状态。1972 年完成的《告别圆舞曲》更加远离政治领域，又重新回到《好笑的爱》所开启的放纵游戏。至于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则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的变奏，该剧本第一次凸显出昆德拉与法国文学，尤其是 18 世纪法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这三部作品按理说没有任何理由遭到审查的严惩，可仍然无法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于是，它们很快接触到一批新的读者：法国读者。实际上，“正常化”年代把昆德拉从没有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捷克作者，变成作品无法以母语出版，却被译为法语的作家。从此以后，法国便是第一个出版昆德拉作品的国家。就像他喜欢开玩笑说的那样，这令他成为“一个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在一些来布拉格旅行的“帮人偷渡者”协助下，昆德拉把自己的手稿送往法国，让作品在那里被翻译并出版。在国内隐居期间，小说家接待了许多属于文学界的外国来访者——其他国家的小说家，如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人菲利普·罗斯等，他从不掩饰对这些作家的赞赏。还有加斯东·伽利玛的儿子克洛德，1968 年第一次去巴黎时，昆德拉便与他结下了友谊。后来，克洛德的儿子安托万接替了父亲，于是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书全部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1970 年末，《好笑的爱》成为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第二部书，第一部是两年多前出版的《玩笑》，尽管该书是在《好笑的爱》之后写成的。评论界向作家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却对短篇小说中远离政治批判的笔调感到困惑，因为《玩笑》中的政治批判曾令它十分欣赏。唯一的例外是，1970 年 12 月 25 日的《世界报》图书周刊《书的世界》（Le Monde des livres）中，克洛德·鲁瓦以惊人的洞察力首先注意到，在昆德拉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文学之间存在某种演变关系：“他属于表象游戏的伟大穿透者和令人钦佩的叙述者-揭穿骗局者的家族，属于写短篇小说的狄德罗那样的作家，属于 18 世纪创作‘道德故事’的伟大作家那样灿若明星的人。拉克洛、小克雷比永、写故事的萨德、《没有明天》（Point de lendemain）的作者维旺·德农。是的，这种变幻莫测的风格，这种反讽，优美的叙述，残酷揭示真相的洞察力，尖锐的犬儒主义——宽宏大量的武器——以及写作中漫不经心的优雅：在一个堪称黑暗的时代，米兰·昆德拉重新找到了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道德家的幸福。”

《好笑的爱》的译者名叫弗朗索瓦·凯雷尔。凯雷尔生于 1926 年，正是他将昆德拉所有的捷克语小说译为法语，除了《玩笑》（1968）和《不朽》（1990）。他和捷克语的故事要追溯到二战刚结束时。1947 年秋，完成了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俄语学习后，他获得前往布拉格留学的奖学金。他在首都待了一年，正好经历了捷克政权变更的时刻。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开始翻译几位捷克语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共产主义小说家扬·奥特岑纳舍科[《公民布里施》（Citoyen Brysh）和《黑暗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 dans les ténèbres）]。与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一起讨论如何将后者的诗《爱迪生》（Edison）改写为法语时，他结识了当时还是诗人的米兰·昆德拉：“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充满幽默和讽刺。”

《生活在别处》法版封面

1963 年，两人再次相见。当时，放弃了诗歌创作的昆德拉刚刚出版《好笑的爱》第一册。凯雷尔对这部书赞赏不已，把它带回法国，翻译了其中几个短篇，并力图促使译文发表，但没能成功。1968 年，当《玩笑》要译成法语时，昆德拉想到了凯雷尔，然而无法找到他。后者离开法国，去了纽约，在那里，他作为译员任职于联合国。捷克语译者很少，人们不得已选择了布拉格法兰西学院前院长马塞尔·艾莫南，由于译文不忠实，二十年后，他的翻译工作遭到了昆德拉的指责。

此外，把《玩笑》这部十足的反斯大林主义的书交由艾莫南翻译，这很可笑，20 世纪 50 年代初，艾莫南曾陷入一起荒诞事件的中心。1951 年，在斯大林主义的极度恐怖中，艾莫南向捷克斯洛伐克请求政治避难，捷克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他在一封致法国大使馆的公开信中对自己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并指控法兰西学院是一个为法国利益服务的间谍中心。

《玩笑》获得成功后，阅读了该书捷克语版本的弗朗索瓦·凯雷尔重新与昆德拉取得联系，并向他提议翻译《好笑的爱》中剩下的短篇小说。这一合作持续了十五年有余。译者回忆道：“我在纽约完成了整个翻译工作，而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仅仅通过信件联系。对这部书的翻译，我很少求助于他。译文出版后他才读到成品。在后来的版本中，他进行了一些修改，或许他想更改作品中的某些内容，但也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在随后才译出的《生活在别处》第一版中，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意思完全弄反了，昆德拉指出了这个错误。我非常不好意思，甚至考虑是否继续翻译捷克语作品。”

1973 年，由克洛德·伽利玛装在行李箱里从布拉格带走的《生活在别处》在法国出版。这第二部小说获得了美第奇外国作品奖（Prix Médicis étranger），秋天，作者借此机会再次来到巴黎。小说的成功突如其来，那时，无论就个人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而言，作者都正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971 年春，他的父亲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失去父亲的哀伤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昆德拉一向谨慎且不愿透露自己的精神状态，却在《笑忘录》中提及这位亲爱的父亲患病及临终的情景。那一幕发生在 1971 年 5 月，他把某种隐秘的看法掺入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卢德维克·昆德拉的房间朝向花园，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听见一个官方仪式的转播。戴着红领巾的捷共最高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正在接受荣誉少先队员的称号。父亲似乎神志不清。然而，医生刚离开，米兰就设法让父亲从昏沉中清醒过来。他们俩一起，边听政府官员的演讲边发笑：

“胡萨克的声音穿过苹果树传到我们耳边：‘我的孩子们！你们是未来！’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要往后看！’

“‘我去关上窗户，我们就听不见他说话了！’

“我向爸爸递了个眼色，他带着美妙的微笑看了看我，点头表示同意。

“几个小时后，热度又突然升高。他骑上马，疾驰了几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我。”

自卢德维克·昆德拉去世前那段时间开始，“正常化”运动就已进入高潮，米兰意识到重新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作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然而，必须生存下去。一个导演朋友建议他匿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为剧本，以便赚点小钱。昆德拉重新阅读了这部小说，明白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从事这样的工作：“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过敏。或许因为我的国家到处都是俄国人，而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典型的俄国作家了。我知道他是位伟大的作家，但我无法做这件事……那个充满极端的行为、黑暗的深渊和侵害人的温情的世界，令我厌恶。”

很奇怪，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人的拒绝，在昆德拉心里唤起了对他最欣赏的作家之一、法国人德尼·狄德罗的一种喜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迫切需要一剂解毒药来救治自己，于是我投身于狄德罗。况且，那是我生命中最阴暗的时期；是法国人帮助了我，救了我，我的法国朋友、我的法国读者、我的译者、我的出版者，以及我的法国同事们，在他们当中，狄德罗向我伸出了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昆德拉提出放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改编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宿命论者雅克》，但没抱多大希望。那位朋友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仍坚持选择他的俄国人。昆德拉却已经打定了主意。仅仅出于自己的乐趣，他将着手创作一部向狄德罗致敬的变奏曲，而不是改编狄德罗的小说，他始终不喜欢改编这种练习。1971 年 7 月，也就是他父亲去世两个月后，他完成了这部名为《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剧本。该剧用捷克语写成，并由昆德拉自己译为法语，1981 年 9 月首次在法国上演。一次电视访谈中，他被问到为什么一个捷克作家如此喜欢启蒙运动时期这样特别属于法国的东西。作为回答，昆德拉简要表达了一个对他来说始终非常珍贵的想法：“那不是特别属于法国的，而是特别属于欧洲的。必须真正理解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深刻意义。那就在于，俄国人明确而突然地把一个西方小国从西方夺走，以便把它纳入俄国文明之中。而在那样的时刻，对西方的怀念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说到对西方的怀念，我可能会被误解。对你们而言，西方，是消费社会，是今天存在的体制。对我来说，西方，是西方历史、西方文化。对于我，我们被从中拔除的这种西方文化，正是由狄德罗这部杰出的小说所代表的，它在法国被大大低估了。”

在法国，昆德拉惊奇地发现，《宿命论者雅克》被视为狄德罗的一部次要小说，与《拉摩的侄儿》相比总是黯然失色。对于昆德拉，这部书却极具魅力：“我总是为这部小说，为它表现出的自由、理性、嘲弄、讽刺、明晰、反抗的精神而疯狂。”《宿命论者雅克》之所以带给他慰藉和狂喜，是因为，在被不幸、愚蠢和沉重压垮的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充满自由、智慧、生气、游戏和轻灵的狄德罗的小说代表着完全相反的一面。此外，作家狄德罗向他指出了道路，证明能够撇开严肃的精神来谈论严肃的事情。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自由？1976 年，当维维亚娜·福雷斯特就这一主题向他提问时，他回答道：“您越是掌握技巧，就越自由。要把技巧变为游戏。就拿狄德罗来说，他也许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宿命论者雅克》的结构极其复杂：很多偏离主旨的话题，很多交错发展的故事。可这样的结构意味着技巧的高超，还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游戏的乐趣？我认为两者都有。”

对你们而言，西方，是消费社会，是今天存在的体制。

对我来说，西方，是西方历史、西方文化。

在狄德罗的启发下，昆德拉明白了在文学中，就如同在所有的艺术中一样，自由源于限制。正因为如此，他重视作曲和建筑，自童年时起，通过学习音乐，这两个概念对他而言便十分接近。多亏了父亲，他年幼时就沉浸在音乐里，因此他也是个精明的爵士乐行家，这使得他对即兴演奏的做法进行了思考。他知道，最伟大的即兴演奏者都是伟大的技术专家。在狄德罗那里，昆德拉重新找到了这种被上升为美学的巧妙辩证法，而这一美学对他自己的作品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绝妙的混乱来自精心策划的奇巧构思，还是来自情绪高涨的纯粹即兴发挥？毫无疑问，在这里是即兴发挥占上风；但我本能地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让我明白，某种建筑上的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包含在醉人的即兴创作中，那可能是一种复杂而丰富的结构，被完美设计、谨慎安排并预先策划，正如哪怕是大教堂一般最丰富的建筑奇想也必须事先细加考量。”

当他写《雅克和他的主人》时，昆德拉坚信这部剧永远也不会上演。他错了。1975 年 12 月，它首先在波希米亚北部小城拉贝河畔乌斯季（Ustí）以捷克语演出，署名作者是埃瓦尔德·朔尔姆，一位捷克新浪潮导演、编剧和演员。捷克当局始终没有觉察出其中的欺骗，为此，昆德拉说道：“狄德罗本人就是善于故弄玄虚的大师。这会令他感到高兴。”直到 1981 年 9 月，该剧才最终在马蒂兰剧院（Théatre des Mathurins）与巴黎公众见面。演出和剧本出版相隔的时间惊人地漫长：早在 1973 年，伽利玛出版社就出版了《雅克和他的主人》。那一年，二十五岁不知名的法国年轻导演乔治·沃勒打算在法国排演《钥匙的主人们》，于是他前往布拉格，想与该剧的作者会面：“我想和他谈谈剧本的政治特征。我与他联系，因为剧本中有些内容我无法理解，希望他能给我解释一下。我们说好了，他来机场接我。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和蔼可亲。他热情地接待我，仿佛我是来自别处、对他有好处的一阵微风。”乔治·沃勒在布拉格逗留的几日里，昆德拉陪同他参观了城市。“他指给我看炼金术士街，卡夫卡曾住在那里。闲逛时，他给我讲了很多布拉格人的幽默故事。我们从议会前经过，楼房的墙壁上随处可见被子弹穿透的痕迹。他告诉我，1968 年 8 月之后，布拉格居民给他们的议会起了个绰号，叫‘格列奇科的壁画’，因为指挥军队入侵布拉格的苏联军官是位名叫格列奇科的元帅。这就好像是向格列奇科瞥了一眼。”

最令法国年轻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的东道主在外出及出现在公众中时表现出的极度谨慎：“我们从来没有在他家里见面，而是在其他人的公寓里。在中立区域。一天，他邀请我在一家餐厅与奥托玛尔·柯莱伊察共进午餐，我非常吃惊地看到，每当服务生走近我们的餐桌时，他便沉默不语。就像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即使一句话说到一半也同样如此，哪怕我们的交谈是用法语进行的。这仿佛是一种本能反应。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显得很奇怪。他对我说：’他们都是用心不良的举报者。’在我返回法国前，他把《雅克和他的主人》的手稿交给我。我把手稿装进行李箱中。他为我提心吊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我的任务是把手稿送交给在伽利玛出版社身居要职的剧作家西蒙娜·本穆萨。到达巴黎后，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临近 1971 年，在撰写自己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雅克和他的兄弟》时，昆德拉几乎同时着手创作一部新的小说，他认为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于是将它暂时命名为《尾声》（Epilogue）。尽管变成一个在自己国家没有读者的作家后，他起初有些飘飘然，但他明白，文化联系已经被切断，不可能再继续写作了。而捷克之外的读者对他来说，仍然是某种抽象的概念。与曾被修改了多处的《雅克和他的主人》一样，这第三部小说——在弗朗索瓦·凯雷尔的建议下，取名为《告别圆舞曲》——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生存的一种绝望的尝试，“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一切希望都被摧毁了。昆德拉对政治感到厌倦，并拒绝走持不同政见者之路，他唯一的指南针就是创作的乐趣，于是他写了一部狄德罗式的放纵滑稽剧。弗朗索瓦·里卡尔在序言中写道：“这部小说的挑战在于：将悲剧置于最自由、最有趣的浪漫游戏中以减轻悲剧性，同时赋予喜剧一种不同寻常的严肃……”

重新回到《好笑的爱》的主题——尤其是短篇小说《座谈会》的主题——《告别圆舞曲》是一种爱情游戏的变奏曲。书中，情节并非在医院的某个夜晚，而是在某个温泉疗养小城的连续五天中展开。表面来看，主人公是通俗喜剧中的惯常人物：不忠诚的丈夫让一夜情的情妇怀孕了，情妇拒绝堕胎，被欺骗、心怀嫉妒的妻子想出其不意地抓住犯错的丈夫，却在饭店里被“三个气味相投的家伙”所引诱。然而，渐渐地，几个暖昧人物的闯入破坏了滑稽剧的运行机制：专治不育症的妇科医生斯克雷塔大夫，他治疗的患有不育症的女病人最终都生下与他相像的宝宝；患病的神秘美国老人伯特莱夫，他道貌岸然，却风流浪荡；曾被监禁的退伍军人雅库布，他监护的未成年孤儿，那个被捷克当局处决的他最好的朋友的女儿，却爱上了他。在不可抗拒的情势发展中，突发奇想胜过真实性，讽刺胜过辩证的意图，这些在残酷与温情的混杂中被展现的人物，无穷无尽地谈论着各种哲学主题：生下孩子或不生育的道理、圣洁、责任、人类毫不迟疑地致死他人的倾向、猥亵与欲望、美丽与纯洁、爱情与友谊。其中始终不变的一点是：男性与女性观点的不可调和性。

如同一部经典的保留剧目，与前两部小说相反，《告别圆舞曲》遵循时间和地点的一致性。在这种形式上的限制之外，昆德拉仍然通过运用借鉴于音乐作品的方法，即变奏法，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始终力图以音乐原则来充实史诗原则。以《告别圆舞曲》为例，在小说结构的底层，一个带有悬念的史诗般的故事逐步展开。在第二层，是一种音乐构思：某些动机不断重复，变化，改变，回转，几乎每句话都能在小说的另一个地方找到它的反射、变体、复制和回应。”

其中始终不变的一点是：男性与女性观点的不可调和性。

《告别圆舞曲》的手稿经由克洛德·伽利玛转交给弗朗索瓦·凯雷尔，并由他负责翻译。正巧，译者由于工作缘故要去维也纳待一个月：“我利用这个机会，乘车去与昆德拉见面。当时，他居住在布尔诺，住的是老家的房子。那是一幢豪华别墅。我想，他因政治局势而离开了布拉格。我和他一起待了二十四小时。我们就翻译谈了很多，因为我已经译完了整部作品。我们喝了不少酒，还讨论了书名。他非常眷念自己的城市，我相信在那里，他仍有很多朋友。”

《告别圆舞曲》是昆德拉用捷克语所写、故事情节完全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部作品。1976 年，当作者离开自己国家并定居在布列塔尼不久之后，这部献给弗朗索瓦·凯雷尔的小说在法国出版。同年，该书在美国出版，名为《告别聚会》（The Farewell Party），这个书名中对音乐的借鉴消失了，更多被展现的是断裂，而非放纵。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当时并没有给作者造成困扰。然而，随着书被翻译成越来越多的语言，昆德拉这位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面临着日益尖锐的翻译问题。

昆德拉是 1980 年开始意识到翻译问题的，随后几年里他都非常关注于此，当时，阿兰·芬基尔克劳在一次访谈中问他，为什么《玩笑》中“绚丽而怪异”的风格变成了后来的小说中“朴实而明朗”的风格。昆德拉非常惊讶，于是开始阅读马塞尔·艾莫南的译本——直到那时，他还从未读过。昆德拉自青年时期起就会说法语，在法国定居五年来，他的法语水平显著提高，因而更有能力评价翻译的价值。读完后，他非常吃惊，这个最初的译本与他所写的内容实在相距太远：“尤其从第二个四分之一处开始，译者（哦，不是弗朗索瓦·凯雷尔，他负责翻译我后来的书！）不是在翻译小说，而是在重写。”艾莫南负责翻译不知名的年轻捷克作家的第一部小说，他认为应该对文本进行改写，以便使它更符合“法式优美风格”的标准。因此，他在翻译中过度使用了被昆德拉称为“美化的隐喻”的描写：于是，原文中一句“树是彩色的”在艾莫南的笔下变为“充满多种色调的树”。更为严重的是，昆德拉指责译者随意改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路德维克是小说三分之二内容的叙述者，在我这里，他用一种朴实而清晰的语言进行表达；在译文里，他变成一个做作的哗众取宠之人，把隐语、故作风雅和古语混杂在一起，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他说的话变得有趣（在我这里，女人是裸体的，在他那里，她们穿着夏娃的衣服）。”

作家克洛德·库尔托曾与超现实主义关系密切，也是安德烈·布勒东过去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自 1980 年起致力于一项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对 1968 年的首次翻译进行彻底修订。对他而言，这是把小说重新变为自己的作品。从简单的重新表达到删去某些对法国读者来说不够恰当的句子，他顺便还对捷克语原文进行了修改。于是，在涉及摩拉维亚传统音乐的小说第四部分中，至少一百四十句话被删去。1985 年再版之际，《玩笑》又被多处修改，书的扉页上标明：“由克洛德·库尔托和作者修订全文，此为最终版本。”

弗朗索瓦·凯雷尔，昆德拉的法语译者

《好笑的爱》和《玩笑》用捷克语写作并出版。后来的作品便有所不同。1973 年起，昆德拉陷入一个写作者的某种奇怪的境况，他写作用的语言并非他最初的读者的语言。于是，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翻译，如今译本已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完全新颖的作品形式，对他的写作方式也产生了影响。正如弗朗索瓦·里卡尔所指出的，自那以后，昆德拉写作时不是想着他的读者，而是想着他的译者，在这一点上，最理想的是与译者进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弗朗索瓦·凯雷尔与昆德拉合作翻译了他在法国创作的前两部小说：《笑忘录》（1979）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

凯雷尔回忆道：“米兰定居法国后，我们更频繁地交流翻译问题。我们经常通过电话进行沟通。无论用捷克语还是法语，我们的交谈都十分顺畅。我们交替使用两种语言。通常，如果他跟我说捷克语，就表明他不太高兴。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工作。有时，我们一天打两三次电话。我把译稿和电话一起放在钢琴上。我记下米兰所有的反对意见、修改与更正处。有些针对翻译，也有些针对他自己的文本。我们也通信。我每次寄给他四五页翻译稿。他把修改后的稿子再寄回给我。有时，我们意见不一致。就某些内容，我们协商解决。他总是很满意我的翻译，但也会发现其中一些笨拙或错误的地方。我翻译得非常贴近原文。包括断句方式，我都尽可能保留。一天，他对我说：‘在你的翻译中，我能辨认出自己写的句子，它们进入原文，就像套进手套的一个手指里那么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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