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增长逻辑——读《增长：从细菌到帝国》|盖茨_新浪财经

　　《增长：从细菌到帝国》　　（加）瓦茨拉夫·斯米尔著　　李竹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　　2024年4月出版

◎林颐

加拿大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是一位擅长构建宏大叙事与理论体系的科普作家。斯米尔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杰出荣休教授，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政策研究者，经常现身世界经济论坛和气候变化国际圆桌会议，在能源、环境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

比尔·盖茨相当欣赏斯米尔。盖茨宣称曾读过斯米尔的所有作品。盖茨每年都会宣布自己的年度书单，2017年，盖茨推荐了斯米尔的《能量与文明：一部历史》。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巨著，斯米尔融合了历史、文化、经济、物理等领域的大量材料和数据，尽可能缜密地论证他的看法，悄悄塑造了整个世界对能量的看法。

《增长：从细菌到帝国》则是瓦茨拉夫·斯米尔的又一部力作，从书名就可以感觉到这部作品主题与内容的大气磅礴。斯米尔在序言中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增长的现象无处不在……小到微生物，大到星系，万事万物都受到增长的支配。”增长的现象如此普遍，斯米尔的讨论范围涵盖了“从细菌入侵、病毒感染发展到森林和动物的新陈代谢，从能源转换和特大城市的增长延伸到全球经济的基本要素”。通过研究自然、社会和技术形式的增长，斯米尔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增长逻辑。

出于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关注，笔者的兴趣更多集中在全书后半部分的阐述，因此，这篇书评主要围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增长逻辑展开讨论。

增长总会呈现为一种时间函数。斯米尔在书中引用了很多函数、图表和统计数据，这些资料为我们呈现了不同时间阶段的自然与社会的增长情况，越靠近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们所能考察的数据和资料就越详实，更贴近当下，这是我们进行可靠的历史性重建的一种保障。

量化增长的数据显示了人口数量在18世纪突飞猛进，当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未来的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不过，正如斯米尔所指出的，只有马尔萨斯将指数增长变成了一个涉及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学科的主要关注点。马尔萨斯反复强调，人口的力量远超土地所能提供的让人类生存的能力。因为，不受控制的人口将呈现指数级增长，而可供人类使用的生存资源只能呈线性增长。如今我们都知道马尔萨斯的缺陷，他忽视了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增长”的革命。由此可见，如何处理人口增长与生存资源增长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

在斯米尔的世界观中，熵处于一个关键地位。早在《能量与文明：一部历史》一书中，斯米尔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能量和动力，而能量与动力的使用必然会带来熵的耗散，文明的内在辩证法就是两者之间永恒的反馈回路，如果这条回路能够保持畅通，人类社会就会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反之，就会陷入危机。为了证明这一点，斯米尔搜集了大量材料，从能量的角度描述了人类这个物种在狩猎采集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时代等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一部宏大的人类文明史。在本书中，斯米尔也回顾了能量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包括人类对水力、风力、化石燃料、蒸汽动能、核能等能源的利用，但是斯米尔更强调“人造物及其性能的增长”。他描述了滑轮、起重机、帆船、各种住宅和建筑物、基础设施、交通、电子设备等所呈现的“增长”盛况，它们共同促成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如果说《能量与文明：一部历史》是一部警示录，那么本书的基调要乐观一些，更多偏向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斯米尔认为，人口、社会、经济体是“最复杂的系统的增长”。斯米尔回顾了人口增长的历史，他注意到了人口增长的规律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养活更多人口的能力，也因为依赖更大范围的直接和间接的能源补贴，比如依靠机械化、灌溉、施肥、杀虫剂等手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斯米尔认为，进入20世纪之后，生育率转型和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是真正的全球性进程，影响全球人口规模的关键不确定因素是未来的生育率走向，延迟分娩和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新生儿群体的缩小，个人理想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导致生育孩子甚至结婚都变成了一项无法承担的选择。

城市化即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过程是到18世纪才出现的现象。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的发展会导致人均资源消耗量变得更高、更集中，从而带来相应的环境负担。大城市的经济重要性，以及随之引发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斯米尔认为，应当关注小城市的持续扩张和大城市的兴起引发的利弊。

“增长”与“经济”的适配度毋庸赘言。“经济增长”是一个我们都熟悉的高频词。斯米尔认为，从生活质量和实际富裕程度的角度出发，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总产出的可靠指标。因为，从长远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忽略了由经济活动引起的各种形式的环境恶化，并将有限的资源消耗视作当前财富的增长。

那么，什么是长期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呢？斯米尔从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长江三角洲的近代经济史的“大分流”比较分析中，为经济增长寻找原因并确定其持久性所需的关键因素。他强调了复杂系统内的动态联系，包括人口、生产资料、创新能力等方面。

斯米尔在书中多次引用了雷·库兹韦尔的观点，比如加速回报定律（技术变革是呈指数级增长）及其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库兹韦尔曾经担任谷歌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比尔·盖茨称他是“我知道在预测人工智能上最厉害的人”。但是，斯米尔并不赞同以库兹韦尔为代表的那部分科学家对于“奇点”的看法。斯米尔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成真的主张，因为这种设想本身就建立在电子产品的增长能够持续加速的基础之上。

在全书的结尾部分，笔者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斯米尔执意在书中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然界的增长，因为对任何增长来说，物质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前提，一个普遍法则。归根结底，人类社会的所有增长仍然是有限增长，我们所有常规的经济准则都应当以保护功能良好的生物圈为前提。这是《能量与文明：一部历史》《增长：从细菌到帝国》等作品贯彻始终的宗旨，是瓦茨拉夫·斯米尔一直在努力构建的宏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