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伯南克：他的理论和实践让美国与再次大萧条擦肩而过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3名获奖者之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也有人表示“名至实归”。

　　伯南克曾在2006年至2014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救火队长”。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伯南克曾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而现在伯南克又重返研究界，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

　　伯南克何以从大学教授变身为美联储主席？他的理论对分析应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局势有何启示？

　　“学而优则仕”

　　伯南克可谓“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1953年，伯南克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长大，是少数犹太家庭之一，并参加了当地的犹太教会堂。1975年，伯南克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197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伯南克于1979年至1983年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并于1983年至1985年担任该校经济学副教授。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伯南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萧条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认为相比于货币供给的下降，金融系统的失灵是造成大萧条的更本质原因。

　　1985年开始，伯南克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1996年后，伯南克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2002年，伯南克被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2006年2月，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并于2010年2月开始第二轮任期。他的第二任期于2014年1月结束，由珍妮特·耶伦继任。

　　作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领导了美联储应对2006-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在他任职期间，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和长期国债以刺激经济增长。伯南克还通过召开季度新闻发布会解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决定，提供短期利率前瞻指引以及采用2%的正式通胀目标，来提高美联储决策的透明度和沟通能力。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孙立坚对澎湃新闻表示，伯南克和前几任央行长不同，是学术型出身的央行行长，他严格地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学规律在执行着政策工具。也正是如此，伯南克的很多工具可能被部分短视的、不了解当下经济规律的人认为是“撒钱”，认为伯南克仅仅是一个“空降兵”。

　　“大萧条迷”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

　　“弗里德曼对伯南克的影响很大。”

　　据东方证券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介绍，伯南克在MIT读硕士期间，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教授推荐他阅读了弥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经典作品《美国货币史》。伯南克因此成了“大萧条迷”。

　　“无论是在《美国货币史》还是在学术论文中，抑或是在公开演讲中，弗里德曼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如果不是美联储执行了错误的紧缩政策，大萧条就不会发生。”陈达飞说道。

　　在对大萧条的反思上，伯南克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他深刻认识到，美联储在1929年股灾前和大萧条早期的3次紧缩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性。

　　对于1933年以后的长期停滞，伯南克认为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认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信贷不足是主要原因，其硕士毕业论文和早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是从银行信用的视角对大萧条的阐述，后来发展成了“金融加速器”理论：经济衰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这也是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

　　自2002年8月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后，如何防范通货紧缩就成了伯南克的关切。大危机发生后，避免大萧条重演就成为伯南克时代的美联储的优先事项。

　　陈达飞表示，如果说弗里德曼的贡献是让人们认识到了“货币是重要的”，那伯南克的贡献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了“信用是重要的”，或“金融是重要的”。因为在古典或主流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与信用都是不重要的，典型说法是“货币是一层面纱”，银行等金融中介只是渠道等。不仅如此，伯南克还厘清了金融作用于经济的方式，加深了学界和政策层对金融的本质的理解。

　　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伯南克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衰退程度深一些，而另一些国家要浅一些？决定因素是什么？

　　他研究发现：第一个因素是实施金本位的时间长短——那些较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能够及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得以及早摆脱通货紧缩。这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表达的是一致性的；第二个因素是银行业危机的严重程度，形成了“金融加速器”理论，描述的是金融的正反馈效应或顺周期性，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王晋斌也对澎湃新闻表示，伯南克在反危机研究和经济政策、货币信贷传递渠道以及金融在经济发展和波动中的理论上（金融加速器理论）都有杰出贡献。

　　处理金融危机：果断推出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举措

　　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两年后，华尔街引爆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

　　“伯南克在2006年接任美联储主席可谓恰逢其时，”陈达飞认为，伯南克早年学术生涯对“大萧条”的研究加深了其对“金融的本质”的理解，为其在应对2007-2009年金融风暴过程中提供了指南，正好学以致用。

　　当时，伯南克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其学术成果所指的方向，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缓解了当时可能会爆发的更加恶劣的金融体系崩溃。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抵押支持债券和长期国债以刺激经济增长。

　　“当时存在着不要让央行做如此积极举动的论点，这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所支持的市场‘无形之手’，放任市场自然恢复，而人工干预则无必要；流动性注入的负面效果或导致通胀；央行救助在次贷产品上不谨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或带来道德风险，即受政府会在危难时刻总会出手相救的预期推动，金融机构今后会敢于冒更大风险。”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对澎湃新闻说道。

　　而伯南克长时间对于大萧条等方面的研究则给了他信心，使他对于利弊的权衡把握得更准，更果断。

　　“伯南克的研究与2008年美国所面临的情况紧密相关。伯南克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是因为他对于大萧条期间的研究给了他坚定的信念。”胡捷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金融危机加经济危机，导致银行批量的倒闭。而当时的美联储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没有积极地向银行施以援手注入流动性，使得很多经营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的银行，都由于流动性的枯竭而倒闭了，加深了整个体系受到的创伤，延长了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恢复周期。

　　孙立坚也表示，伯南克能够看到经济下行的根源来自于金融脆弱性。

　　“以前大家都认为经济不好的时候，只要降息就可以了，更多的是认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很大。但是后来凯恩斯学派自己也发现遇到了流动性陷阱的问题，出现了银行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已经宽松了，但是企业部门、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还是那么重。”孙立坚说，伯南克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说明了银行的惜贷问题不解决，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能够解决实体经济的消费活力和企业投资意愿。所以伯南克认为，要修复银行抵押品不足的问题，就要修复今天银行的资产端。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以后，伯南克运用了宽松的货币去购买抵押品，包括了美国长期国债和美国的房地产抵押支持证券。

　　“这两种大量的购买是跟任何央行的举措不一样的，基于自己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上，伯南克做出了QE（量化宽松）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创新。”孙立坚说，通过央行修复“加速器”受到的破坏，只要破坏的因素好了，那么“加速器”就成为了提升经济的加速器，而不是“雪上加霜”的“加速器”。

　　王晋斌表示，伯南克在次贷危机问题的处理上开辟了新的视角，坚持提供流动性是防止危机扩散的关键。

　　谈及伯南克的量化宽松举措所带来的诸多影响，胡捷表示，以伯南克2008年所主导的“救市”而言，并没有引起高通胀。

　　“至少从消费品的角度是没有的。当时达到的效果是，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操作缓解了流动性危机，救活了金融机构；同时，2008年至2020年3月，美国M2广义货币发行量并没有以央行基础货币的同比增速增长，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注入金融机构之后，金融机构并没有去基于新获得的现金做更多的贷款，因此在同比上没有过量派生货币的出现。2008年-2020年，美国CPI物价指数一直控制得非常好。”胡捷说，注入流动性的操作没有引起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增长，一是因为全球化供应链的保障，美国货币增发所导致的消费品需求增加，可以很快的被全球的供应体系满足；二是科技的进步促使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胡捷还表示，伯南克的操作也带来了日后资产价格的上涨，而这种效果是受到争议的。当时，金融机构通过流动性注入获得的资金，由于没有用于放贷，则被拿去“炒股”去了。由于股票供给是有限的，更多的资金进入了有限的市场，抬高了股票的价格，致使2009年之后的美国股市总体一路走牛。

　　伯南克的理论与实践的当下启示

　　胡捷表示，美国人虽然对大萧条等历史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第一次大胆实践就是在2008年。可以说，伯南克“破天荒”地把理论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此举在当时有很多国家竞相效仿。

　　“如今，到2020年的3月的时候，鲍威尔也是做同样的事情。”胡捷说，未来所有的国家都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现代经济体央行、金融体系的工作原理是类似的，所有银行都有同样的脆弱性，而所有央行也都具备同样的潜力，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去救助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危机。

　　陈达飞表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鲍威尔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更具有勇气。这与人们对大危机的爆发以及对后危机时代“漫长的复苏”的原因的反思有关系。美国后疫情时代复苏的弹性和韧性在很大程度上与美联储的救助行为有关系。回想2020年3月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冲击的剧烈程度，当时市场主流声音认为，“大萧条”再袭已不可避免。但事后看，算得上是“虚惊一场”。

　　“我将其称为‘一场未兑现的金融风暴’。”陈达飞说，正是因为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等关于“灭火”经验的传授，才有鲍威尔执导的这场漂亮的“灭火行动”。但这一年来，失控的通胀不仅抹去了美联储2020年的成绩，更是在撼动自沃尔克时代以来建立的声誉。所以，美联储是“手持火柴的灭火人”——在灭火的同时，也可能留下新的“火种”。

　　关于启示，陈达飞表示，有句话说：“不要调戏通胀，否则它会嫁给你的。”美联储这两年犯的错误很大程度上与其2020年新货币政策框架有关系。它是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一直休眠的前提下的，认为通胀消失了，工资向通胀的传导也消失了。在这个预设条件下，其政策重心放在“最大就业”目标就好了，所以疫情期间，美联储一直强调通胀是临时的，以就业“未实质性复苏”为理由而不断推迟非常规政策的正常化。这是美国通胀动能至今仍在的一个重要解释。

　　“我们不得不承认伯南克是解决危机，而不是解决经济过热的大师级央行行长。他解决经济下行危机的处理方式，是独到和强大的。”孙立坚说道。

炒股开户享福利，入金抽188元红包，100%中奖！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责任编辑：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