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道者河上肇

　　寻道者河上肇

　　徐瑾

　　作为少年周有光的偶像，经济学家河上肇可谓少年得志，多年在日本公共领域备受关注，一生褒贬无数。

　　不过他耿耿于怀的评论，来自他入狱之后，1933年《文艺春秋》刊发的杉山平助撰写的一篇文章，批判完河上“无论从哪一点看，他绝不是具有站在顶峰、支配时代的能力的人 ”“不过是东倒西歪的人物而已”之后，这篇文章也指出河上具有“纯情的人”“专心一意的求道者的脸相”。虽然河上对于这篇文章很不满，但他在自传中也花不少篇幅提到这篇文章，可见尽管存在误解甚至歪曲，这篇文章点出河上肇的一些特质。一方面是他一生追求变化，无论年轻时候受到伊藤证信影响追求“绝对的非利己主义”，还是随后对于马克思主义逐步理解；另一方面在这些追求中，河上肇认为自己一生是变化多端的的同时有不变的本质，即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

　　虽然，河上肇的一生经历很多转变，他曾经表示从1924年前后开始，从研究经济学进而研究哲学，翻译《资本论》也是比较晚才开始，“非到1930年前后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于早年论述“连一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子也看不到”“绝对找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这一叙述其实也与资耀华的感受一致，虽然中国《辞海》讲河上肇介绍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但他上学时，只觉得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经济学者。直到晚年，他尚且记得河上肇博士的临别赠言时的珍重期望，对比别的老师应酬客气，河上教授则诚诚恳恳语重心长，“你将来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得下最大的功夫，要好自为之!”

　　正是对于真理的坚持，使得河上风骨以及精神超越绝大多数人，迄今仍旧带有殉道者的精神感召力。在审判之前，他为了争取缓刑写了退隐书斋的《狱中独语》，但也坚持“在隐退于书斋后，余将依旧为信奉马克思主义之一学者”。此外，在监狱之中，虽然体力精神备受折磨，但是仍旧不愿意以转向换得释放，即使面对很多曾经日本共产党党魁的转向也不为所动。

　　在1937年出狱之后，河上肇活动基本局限于书斋，他在陆游的诗作中找到共鸣或者说慰藉，在自传开篇就引用了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认为此刻陆游诗性勃发，激动如“春潮”“汩汩流动”。这看似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回归。少年的河上本来报考了文科，因为同乡先贤吉田松阴的影响，又毅然改变志向报考法学院，当时他的德文老师就力劝“你是诗人的才具，不是学法律的人”。某种程度上而言，河上的精神气质确实是一位诗人，难怪郭沫若对他的心有灵犀。

　　河上肇自传从1943年开始秘密写作，本来没有计划出版，但随着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战败时刻到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当自传第一部分在《世界评论》杂志刊出之际，河上肇的生命也接近尽头，“卧床不起，生命垂危，据说连那本杂志都拉不动，只能抚摸一下封面而已。”

　　西风东渐之中，日本是一个重要关口，马克思主义理念从日本传向中国的路径也在情理之中，直到1960年代，毛泽东尚且对日本来客表示“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根据日本学者三田刚史统计，中国关于河上肇各类翻译众多，仅仅单行本为19种，如包括各种版本则有37种，报刊论文更是众多。

　　河上的自传中，对于书斋生活充满怀念，其实他一生几乎都是在书斋里度过，也自认的确是个读书人。某种程度而言，他进入偏向实际的经济研究已经略有偏题，当从书斋卷入社会运动更是突兀。他曾经回忆二十年代的变化如何导致他个人的道路变化，首先是日本共产党在1927年选举中露面，导致1928年针对共产党的逮捕事件，这一变化可谓日本学术界重大事件，不仅左翼刊物逐渐绝迹，也使得大学经济学领域没有研究和发表的自由，河上本人也因此被迫离开学校，“要是永远待在能够随便说话、随便写作的太平环境里，想我这样愚钝的人，是绝不可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战后盟军的占领，日本陷入“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之中，曾经被禁止的一度重新获得新生，河上肇时候出版的自传迎来对他的怀念高峰。根据《拥抱战败》一书记录，河上肇在公共视野中本来已经消失多年，但自传的流行带来新的“河上肇热”，如同传奇人物的“死后复活”。无独有偶，和河上肇一起进入1947年畅销榜的日本作家，还有死在狱中的三木清以及被间谍罪处死的尾崎秀实，尽管这三个人背景不同，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与马克思主义有所联系，他们独立思考的共性对于过去的多数人的狂热形成对比，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于他们的牺牲者身份，“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现在发现他们有魅力的同一批人的牺牲品”——畅销书与死去的英雄回归，共同构成战后短暂文化危机中的殉道者形象。

　　经济学的历史并不长，在亚洲更算新兴学科，而俄国革命的爆发，其实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引发回响，如此情况之下，河上肇在日本与中国备受欢迎，其实也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应。新旧交替之间，旧的已经毁坏，新的尚未建立，河上的热情探索呼应了时代内在饥渴，无论战前还是战后甚至现在都是如此。

　　早在1906年，河上刚刚在《读卖新闻》等公共空间崭露头角之余，就有人用德语写信给他倾诉“那些早就失去了内在生命的像符咒一样的教义，已经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了，如果我想获得真正的生活的话，面包之外，我们还得有些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之下，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脉搏，也被裹挟进入形势变化之中，他的激情特质也使得他的寻道之路对外充满感召，对内不乏反复甚至摇摆不定，他的坚守与困惑今天还能吸引人们内心的共鸣。

　　也正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河上肇的努力路径始终引发变化时代的永恒共鸣，“在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下面，还有一股永恒的潜流，指向着解决与人生相终始的谜”。寻找信仰与理想，始终是不同变动时代的人性所向。

　　作者近期出版新书《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本文写作参考河上肇相关传记及文章。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