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阿姆斯特丹如此煎熬和痛苦是我始料未及的，两次走出办公室在春天的街道上透气，想要找到痛苦的根源。

　　再度坐在办公桌前，闭上眼睛回想阿姆斯特丹，脑海里出现的却是两扇高高挂在墙上的小而窄的气窗。这是一家建造在运河边上的星级酒店，建筑体本身有着经年的历史，跟许多小而华丽的欧洲酒店一样寻常，房间注定是各不相同与不规整的。我入住的那间屋子几乎只能容得下一张小床和一个小床头柜。整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注视着两扇气窗无法入睡，第二天，我把枕头从床头挪到了床尾，目光直视的对象换成了一扇门，又过了一夜，我再次将深夜的风景换成了两扇窗……

　　我在惊诧于自己对阿姆斯特丹的回忆的同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我尽然没能找到一张可以帮助自己记起这座城市的任何留影，即便是“到此一游”照。

　　我明白了，我的一切痛苦是因为执念太深。每次写游记，我都会在那个流浪、自由的我与受束缚的、现实的我之间挣扎。

　　弗朗茨·卡夫卡有过无数次离开布拉格的愿望，“这个小圆圈围住我的一生……”他在仰望那座他永远逃不出去的围墙的叹息声中，绝望地写下了不朽名作，成就了20世纪初的存在主义。那样的荒凉和无奈，道出了人生的苦难和困惑。

　　之于我，对这座我所居住城市的爱恨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感慨，时不时地挑动着我的不安，然后顺着毛细血管充斥到全身每一个细胞，神经质地在我的体内川流不息。

　　恍然，原来，只留下躯壳在无意识地忙碌，我的灵魂已不在这里，她在旅途上，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旅行。

　　白日的小清新

　　被水围绕的城市是灵动的，每一个让我留恋的地方都有一条有故事的河，或者一片不同颜色的海。

　　阿姆斯特丹就是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水都，90个岛和170多条运河组成了这座半圆形的迷宫，狭窄的街道错综复杂，河道交叉回转，没有尽头。

　　初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个早晨，我站在运河边上，看着一辆辆自行车，伴着车铃声，嗖嗖地从我面前穿过，体会着荷兰人的友善，惊奇于分辨不出亚洲面孔的他们竟可以辨识出我是个中国人，用“你好”跟我打招呼。

　　身材修长的荷兰人，背着深棕大地色系复古包，骑着老式田园自行车跟着升起的朝阳一起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运河，路过每一个转弯，都会听到从超级可爱的车铃里发出的悦耳铃声。

　　眼前的图景仿佛把我带回到了学生时代。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行车上发生的故事大多跟青春、青涩、纯真、不羁有关，自行车上的笑容最投入，只有骑着自行车才能零距离地感触上学路上的风光，才会有那种掌控大地的自由感，最难忘的当然还有和你并排骑行的同学们。

　　运河边上的小巷里有很多独立设计师小店、古董店，店里售卖的商品，设计古朴而简洁，价格也相当不菲，但原创感十足，包包、衣服、小首饰的材料都很天然，皮革、木头、蚕丝、纯银，暗暗的略显发旧的色调，正合我这个复古控的心意。

　　也许我来得太早，大多数的店都没开始营业，偶尔能见到店堂里身着随意的棉衫，披散着淡金发丝的店主人在做着开张前的准备。

　　我能想到，很多带着文艺气息的女孩儿都有一个梦想，有一个门面不大的小店，但落地窗要足够大，窗帘要透得过阳光，最好在街角，门口要有精心布置的角落，店里弥漫着咖啡奶茶甜点香，也许是个书吧，也许是个香氛店。在荷兰，这种小店遍地都是，恰巧都开在河边，恰巧都有落地窗，恰巧店主都是暖色系的男女……

　　我顺着运河继续前行，直到拐到安妮之家的时候，我有点想要停留下来了，河畔刚好有张椅子，坐下可以看到对岸的教堂，听到钟楼里清越的晨钟。河道里不时有小船轻巧滑过，船中的人、岸边的人，会忍不住在温暖的阳光中点头微笑，或扬手示意。其实河岸甚矮，如果愿意，握个手也不妨。娴熟的掌船人立在船头，靠岸时他一伸脚，便是彼岸了。

　　夜幕中的情色

　　当夜幕降临，运河两岸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大麻烟味弥散，橱窗女郎或风情，或落寞，抱着好奇心或窥探欲慕名而来的游客、路人，你忽然不知道，白天、黑夜，究竟哪一张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面孔。

　　有网友说：“去过阿姆斯特丹还能写出一篇高雅游记的人，要么骨子里真的是个贵族，要么就是装**到达一定境界了。”穿行在这个城市里，无论如何是躲不开红灯区、性和毒品的……

　　尽管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四个夜晚，但是直到离开的前一夜我才得以找到一个小伙伴愿意陪我同游这世界著名之地。此前，同行的伙伴们或以“这有什么好逛的”为由婉拒了我的邀约，或以“有其他安排”为由毫不留情地回绝了我，然后一转身走出酒店消失在暮色中。

　　那晚，找不到一个男士做护花使者的两个女生在DAMARK街上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我们的目的地。又不能当街拦住一位过路人冒冒失失地问：喂，红灯区在哪儿？所以拼命找看起来像是导游带着游客的团队，远远跟着他们，这个办法居然相当管用。

　　这个大名鼎鼎的区域是由两条隔着运河的小街组成的，街面上一个个不太宽的落地玻璃橱窗里或站或坐着燕瘦环肥、肤色各异的佳丽，把夜幕中都会城市上演的交易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俨然成了一种文化。色情到深是情色，情色也分层次。有的路边直接拉客，简单直接；有的很婉约，坐在红灯下，手里或许还拿一本劳伦斯的小说，房间布置成书房样子，三面墙都是摆满书的书架。

　　因为我们不敢去得太晚，未至深宵，许多窗口被窗帘遮掩着，看不到内里。

　　满足了好奇心的我们在多多少少的惴惴不安中速速地逛完了这个举世闻名之地，心里顿时很释然，来过了，也算长了见识。

　　在这里，如果你身边突然有人噗通一声掉到运河里，不要奇怪。要么是只看风月不看路，要么是幻觉腾云驾雾，一脚踏空。因为阿姆斯特丹还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轻量毒品合法”的城市，允许抽大麻、摇头丸，所以HIGH过头的人，掉水里是经常有的事。

　　阿姆斯特丹是开放的，它灵活地适应每一股来自边界的新风，谁都可以来，没人在乎你做什么。但是这座城市里的一切又都在一种清醒的、能屈能伸的秩序里运转着。

　　尽管阿姆斯特丹从来就不是一个警察城市，但卖淫和赌博是完全可以遏制的。17世纪时，市议员们就成功地禁止了这些活动，到了18世纪中叶，这座城市好几年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任何诉讼，但一个显著的副作用就是：游客不来了。于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它们又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宽容，豪华的赌场和衣着奢侈的妓女甚至得到鼓励——政府对高档的赌博和性交易能施加更多罚款，更重要的是，游客也重新回来了。这便是阿姆斯特丹城市管理者的古老传统：宁可私下调整，或者在某种条件下容忍一切，也不直接地和生硬地干预。

　　浓厚的实用主义

　　每个到访荷兰的人都不会错过这样一座艺术圣殿——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声名应该位列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之后。

　　我们的酒店离博物馆不算远，在清晨的阳光下步行穿过三条运河，就能望见荷兰国家博物馆的两座尖塔。

　　荷兰国家博物馆原建筑于1885年落成，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从2003年底开始闭馆进行为期10年的大规模整修。有人形容荷兰国家博物馆的建筑像一个哥特式的巨人俯瞰着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在荷兰国家博物馆的周围，还有两座举世瞩目的博物馆——梵高博物馆以及现代艺术市立博物馆。向南，荷兰国家博物馆面对着19世纪建筑风格的阿姆斯特丹；往北，它则毗邻17世纪黄金时代所留下的运河带。处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荷兰国家博物馆中央被一条道路横穿，将博物馆分割为两部分，但是却受到骑自行车的居民的喜爱。而这条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自行车道早在19世纪就被建筑师规划进博物馆的设计方案。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你期待的景点或者地标建筑物时，却发现大门紧闭，或者外观面貌全非。不论装修，改建或者闭馆日，那种吃闭门羹的感觉都让人沮丧。

　　而那天，我几乎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因为同行者中有荷兰企业、全球最大涂料厂商阿克苏·诺贝尔的工作人员，阿克苏·诺贝尔为荷兰国家博物馆的整修提供了涂料。因此我们一行被得以放入整修工作接近尾声的博物馆，只是必须要带着安全帽参观。

　　荷兰的过去是富足的，荷兰国家博物馆的100万件收藏中包括世界知名大师的作品：伦勃朗和维米尔的标志性杰作《夜巡（Night Watch）》和《倒牛奶的女仆(The Milkmaid)》，还有哈尔斯（Hals）、杨·斯汀（Steen）、雷斯达尔（Ruisdael），以及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名字。当中最有名的收藏品要数伦勃朗名闻遐迩的镇馆之宝《夜巡》。有人说，如果去巴黎而不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就等于没到过巴黎，来到阿姆斯特丹不看《夜巡》也等于没到过阿姆斯特丹。

　　19世纪的法国艺评家杜尔是这样描写荷兰的，说它是用艺术来书写历史的民族，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不同，它的艺术很大程度取决于“对整个国家的人和事，情感和喜爱，行动和姿态的记录”。

　　事实上，荷兰人是欧洲最现实的民族。荷兰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脑袋里都没有任何关于未来该如何生活、如何奋斗的意识规范，“能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才是最重要的。”一位荷兰朋友说。

　　用黑特·马柯小说中退休公务员彼得·巴斯的话来说，除了“自由、长寿、金钱、荣誉、名声、一个好妻子，一大群孩子，健康和自家带篱笆的小花园”，荷兰人还奢求什么呢？这些愿望在特尼尔斯、扬·斯汀、伦勃朗和奥斯塔德的画作中都能找到：宁静的小庭院，地上铺着砖石，脸色苍白的女仆在倒牛奶。

　　他们甚至根本不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在爱国精神方面，阿姆斯特丹人差劲得要命，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和德国，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在荷兰只有在足球场上才偶尔找得到。这座城市的一切荣耀都来源于消极无害——这里从未遭受过镇压、从未被战争撕裂、从未被海水淹没，从来没有经历过贫困、恐怖主义和种族骚乱，从来没有什么大苦大难降临于此，它始终处于欧洲动荡的边缘地带，如此就足够引以为豪。

　　自由与宽容

　　数个世纪以来，荷兰人都一直站在欧洲政治的边界线上，他们没有因为愤怒放过一枪，除了几次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几乎所有蹂躏欧洲的战争都与荷兰擦肩而过，他们世代不知战争危险为何物。荷兰人无法相信，战争竟然会与自己交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荷兰人坚信自己的国家应该保持中立；在德国飞机空袭阿姆斯特丹的前三天，报纸的头版还刊登消息：“紧张局势缓和，不会发生不可预料之事”。二战中，城市本身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遭受严重破坏的，是城市里的人——犹太人。

　　“安妮之家博物馆”如今依然是游客最多的阿姆斯特丹景点之一，那座不起眼的房子地处Prinsengracht运河畔，它并非弗兰克一家的常住地，而是避难所。

　　今天，《安妮日记》被译成55种文字，总销量超过2500万册，几乎无人不晓。这部著作正是犹太女孩安妮在阿姆斯特丹躲避纳粹迫害时于密室中写就的，由此成为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最著名的出版物，然而，它记录的却是这座城市最黑暗的岁月。

　　《安妮日记》告诉了我们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弗兰克一家背井离乡，纳粹占领荷兰后，当地政府也对犹太人伸出魔爪，伦勃朗时代留下的自由与宽容遭到了可耻的背叛。

　　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是世界上最长的电影之一，但这部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影片再多八个半小时也谈不上冗长。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一个叫瓦尔特·斯蒂尔的阿姆斯特丹人，他是负责“特殊列车”铁路调度的铁路工作人员，这些列车将犹太人运至集中营，用斯蒂尔的话来说，“运输重新安家落户的人”，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核心人物，他无意打听一丁点内情，对他来说，奥斯维辛不过是一辆普通列车的终点站，而他“只是个办公人员”。

　　大屠杀之前，阿姆斯特丹有8万多犹太人，今天，只有约1.5万犹太人生活在这里。

　　战火熄灭后，安妮的日记被送到了她父亲奥托·弗兰克手中，后者是全家惟一的幸存者。当目光与那些文字相碰，这个男人顿时被震惊包围，他怎么也想不到已逝的爱女会有如此灵动的文笔与深邃的思想，为自己从未真正了解她而懊悔。安妮记录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正如伦勃朗一样深入人类的本性。只不过，伦勃朗是用油画，而她用日记。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描述阿姆斯特丹的艺文中这样评价安妮：如果说，生性自由的幽灵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中徘徊，而自由比博物馆和旅游景点更让城市本身伟大，那么对我而言，这个小女孩的精神高于任何其他人——别人证明了自由与宽容的价值，她则证明了自由与宽容可以如此脆弱，这才是对人类的终极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