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近时台湾青年学子为了服贸协定一事冲上街头，强占“议会”，造成岛内政治局势风云突变。关于这起事件的政治原因，我毫无兴趣，因为我总不免想起胡适当初写给青年的话：“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胡适所谓的“最不经济”大抵还是就此类行为的最终效用而言，无非是年轻人澎湃的激情，依然不能挽既定事实于万一，中年老年人的固执自私也并不因青年学子的朝气天真而有丝毫濡染消解的。

　　不过时至今日，胡适的“最不经济”一说或可有别解。我们不妨借鉴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希望的源泉》一书中的分析。在这位知名左派同志看来，游行与示威除了显而易见的政治色彩之外，亦不乏传播学的意义。换言之，当人们举着横幅标语在街上游行，这在传媒不发达的年代，未尝不是“当时最快、也最醒目的传播手段”，实在“经济”得很。

　　但如今我们身处一个广播、电视齐备，报刊、杂志泛滥，甚至微博、微信都须臾不可离身的时代，上街游行，简直竟有点前现代工业社会的古典遗风了。而当信息传播的功能被其他的媒介所替代，这种政治手段的“戏剧化”功能大概反倒胜过其传播效用了。

　　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可以有更多渠道有效传播个人政治主张的时代，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据称具有民主权和选举权的时代，在上街示威很可能被视为“暴力”的非官方政治手段的时代，上街游行究竟还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威廉斯给出的答案是，辩论和选举虽然是更文明的政治手段，与这一手段紧密联系的代议制民主也似乎听来完密周延，但“在实践中却正在被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压力所超越”，换句话说，代议制民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被其他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所替代。而这一替代的过程，“现代传媒体制起了关键的作用”。传媒如果是一个作为“具有提供必要信息的能力，选择、强调和排除的能力以及影响和鼓动的能力”的重要政治机构，不能起到本该有的正面作用，那么传统的直接走出去，用自己的话传达自己的主张的方式显然也将成为不得不选择的方式。因此，问题不在于上街游行本身，而在于原本可以承担更多责任的传媒将自己太过简单地售卖给了所谓的资本家，这一贩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后者“通过简单的购买方式就能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利”。

　　但对于上街游行的支持不代表威廉斯对于游行过程中街头暴力的容忍。事实上，他尤为反对在“具有政治民主的社会中”任何诉诸暴力的做法，因为这将以民主之名，而“使建立更高尚形式的人类团结的灵感遭到挫败”。上街游行如果有其不可完全排除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乃在于这类行为将“有助于扩大民主”，而不致令民主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夹击下渐次衰败。如果我们借鉴威廉斯的观点，那么游行示威将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政治手段，反倒成为传媒发达时代的一种可贵“反讽”——自诩为民主鼓与呼的传媒，正沦为娱乐化与商业化的工具，并且在本应有效传递沉默的大多数的主张的时刻，自我戕害，最终导致本可构成平衡的社会秩序各力量产生悬殊的落差，进而酿成更其巨大的冲突。

　　然而，更严峻的事实尚不在于威廉斯的卓见，而是青年的不安分透露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具体地说，当下的社会现实中，青年学生与可期待的未来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被无情地打破了，如同有学者所概括的，他们是“零的一代”——机会为零，将来也为零。如果我们暂时抹去此番服贸事件中的青年诉求里的政治主张，将发现密布其中的其实是对于未来出路的恐惧。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此非日记》中曾谈及这些“不安分的青年人”。在他看来，今天的年轻人得以被成人关注，“就是他们现在以及将来潜在的消费需求的贡献”。更确切的说法是，年轻人不过是一批可以长时间消费的“未来的消费者”。

　　而所有的消费社会都旨在建构一个硕大无朋的所谓“消费需求”。青年不仅是这张大饼里最大且最重要的一部分，更成为与这一需求相匹配的无数“承诺”的接受者。一方面市场制造出各色产品用以刺激和扩大青年们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又允诺青年们为物质欲望所付出的高昂费用都将在未来最终返还，甚至能得到更多。只是这个泡沫还没吹到最大，就已被戳破。而所有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严肃议题，却都被搁置一边，或者以某种形式转化为花花世界的消费问题。

　　如果说八零、九零后的父辈大多生活在一个时代连自身都无暇多顾的时代，那么八零、九零后却是被太多的时代“承诺”喂养长大的一代。然而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却是承诺化为一纸空文，进入职场的大学文凭换不回几次诚恳的回复，暂时得到的工作只能支付昂贵住房的一个零头。被呵护的一代骤然成为被抛弃的一代，解决问题的时间远远超过爆发问题的时间，所有的机会似乎都只是触手可及而又远在天边的可能。

　　因此，在我看来，胡适所谓的“最不经济”在今天或许更其不堪。五四一代的青年学生确实碰到了一个国事纷乱的坏时代，但青年与时代本身的信用关系并未破产，青年的呼喊纵或无用，但时代却肯俯身谛听。而今则是青年不仅要清理中年老年人的旧账，还要料理自己未来的彷徨。威廉斯发现了资本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操控，鲍曼则警醒我们已然身陷在消费社会的重重陷阱中，纵然如此，我们所能做的亦该如威廉斯所言，“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