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薇薇 李子木报道

　　历史的车轮轻轻碾过了201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年。如果要梳理这35年来的地标、试图用这些地标拼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足迹的话，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1979年的广东蛇口，1990年的上海浦东肯定位列在这幅图景上。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2013年的上海自贸区。

　　2013年已经过去了3/4，如果要评选年度十大经济热词的话，“自贸区”不可或缺地应该被列入候选名单。自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性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简称上海自贸区）之后，上海自贸区引爆了“自贸区热”。

　　7月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部长约翰·施奈德-阿曼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自贸协定的签署是两国经贸合作发展中的又一里程碑，为未来两国经贸往来制定了可预测的制度框架。

　　9月3日，为期4天的中国-东盟第十届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倡议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从准入条件、人员往来等方面推动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使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时俱进，在更广领域、更高质量上打造升级版。

　　除此之外，“宁洽会暨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也是继“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之后，我国区域性对外开放的又一新平台。

　　随着香港《南华早报》爆料上海自贸区可能将于9月底挂牌后，如今更高级别的自贸区即将成为现实。而紧接而来，广东、厦门、天津等地也相继爆出提出自贸区申报。

　　走过了35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腾飞，但也面临许多结构性的问题。而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历史的选择，上海自贸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跳出上海自贸区这个小小的区域，重新审视“自贸区”的概念，在新时期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自贸区是否可以探索出一条新时期经济外交的新途径，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新话题。

　　更大的权力

　　在前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实体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粗放型的发展，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在这个时候，将自贸试验区建在上海并非偶然。

　　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黄日涵博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毋庸讳言，上海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探索经济改革开放新路径的试验场。将上海作为全国的试点，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起到“试金石”的效果，将很大程度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这一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将有利于地区甚至全球贸易的发展。所以上海自贸区将拥有许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权”。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对于国与国之间贸易，航运、金融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自贸区的成立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因此将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上海注册开业。此外，上海自贸区将成为成为类似香港的贸易和购物零关税的自由港。

　　不可否认的是，香港自由港有着其特殊的政治体制。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等。

　　而作为内地的自贸区（或自由港）是否能获得经济自治权？

　　对于这个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实务与惯例研究中心主任姚新超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有这种可能性。

　　实际上，从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以及随后8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相关法律不难看出，国务院正在寻求全国人大授权，寻求上海自贸区实行部分法律豁免。

　　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为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域内暂停实施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

　　早在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就提出，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停止实施有关法律的规定，涉及停用数十项行政审批。

　　然而，“全国人大授权”并非是上海自贸区在中国的首次尝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以“特区”形式为试点，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就曾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深圳特区的重要经验和特殊地位之一，就是全国人大曾经向深圳给予特殊的授权，深圳市可以单独立法。但深圳的法律仍是在国家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

　　从目前来看，上海自贸区所要求的法律豁免详细内容还不清楚，不知与其相关的法律突破是否与中国现行法律相抵触。因此，也无法得知上海自贸区能获得了经济自治权有多大。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自贸区的概念来讲，进出口贸易几乎免关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等。在运行过程中，是一种市场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更高级的自贸区

　　不同于上海自贸区可以单个国家或地区自行设定游戏规则，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TA）是多个国家一起，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多国合作伙伴一起商议制定游戏规则，按多国共同制定的规则执行。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其中的代表。

　　9月3日在广西南宁开幕的中国-东盟第十届博览会自2004年举行以来，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2002年11月，随着《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在不足8年的时间里，双方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最终于2010年1月正式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由2003年的780多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4000多亿美元。在自贸区的推动下，东盟连续近四年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第一大市场；而中国则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此外，我国宁夏的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也已建立多年，这些区域经济合作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上与即将建立的上海自贸区有何不同？

　　“上海自贸区跟广西、宁夏等地举办的自贸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广西和宁夏对接的自贸区都是区域性的，而上海自贸区如果建成之后，对接的是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范围更广泛，级别更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研究所副所长刘波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由于广西和宁夏无论是在经济开放力度，还是经济的发展成熟度都不如上海，所以上海自贸区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此外，中央给予上海自贸区的放开政策远远大于广西和宁夏。

　　除此之外，彭刚表示，从基础理论来讲，区域合作的自贸区讲的就是关税同盟，而这个同盟有很重要的限定，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建立一个自贸区的时候，应该把贸易创造放在第一位，争取最多的贸易创造，但是任何经济行为，特别是自贸区，本身和地缘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任何自贸区来说，关税同盟都是一种对权利的让步，双方妥协的产物。因此，任何自贸区的选择，都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在这里就是由一个贸易创造另一个贸易转移，不可能获得那么多贸易创造的时候，放弃经济上的利益，取得地缘政治的收益，比如说区域安全等，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相等的。”

　　更安全的外交

　　如此看来，以上海自贸区为特点的自贸区（自由港）的优点之一在于其贸易行为受国际政治格局影响相对较小。

　　目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如何有效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特别是，我国的周边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综合水平上升最快的区域，今后将对全球范围的政治和经济格局演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良好的地区环境也是我国和平发展的坚实战略基础。因此，如何维持和周边地区的和平发展也是我国需要面临的一个关键难题。

　　而“经贸合作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经常发挥着重要的‘压舱石’作用，还能在国家关系之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黄日涵表示，我们需要把上海自贸实验区建设作为新时期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积极开拓新型的经济外交形式，努力开创经济外交的新局面。

　　黄日涵接着指出，由于上海自贸区的特殊性，因此上海自贸区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将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上海自贸区可以作为许多跨国公司的主要基地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可以有效地加强中国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双边经贸往来，不仅仅局限在亚洲地区，同样也包括西亚、北非这些局势不稳定地区。

　　对此，刘波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指出，自贸区基本是不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国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下，自贸区可以维持与世界上一些动荡国家的正常贸易往来。

　　“自贸区存在规避外交风险的功能，是有可能的。”姚新超举例说，就与伊朗的某一项贸易，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由北京出面与其完成交易恐怕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把这项交易放在自贸区，自贸区有很大的自由权，就可以打擦边球。在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政治可以经济化，经济也可以政治化。

　　此外，姚新超说道，由于美国制裁伊朗，我国现在和伊朗进行贸易往来时，仅有昆仑银行一家银行可用，很多国家的银行都无法与伊朗通汇。“但是由于中国和伊朗间能源的交易很多，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制裁就不与伊朗进行贸易。在未来上海自贸区成立以后，上海港内将设立很多银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银行与伊朗通汇，进而实现贸易。”

　　因此，“成立自贸区是个好事。在以前，中国除香港外没有任何的自由港，现在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就会变得很方便。”基于这样的想法，姚新超认为，未来有可能推出更多的自贸区。以前繁荣的世界港口城市，诸如青岛、广州等都有被设为自贸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