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华基金/文

　　“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的开篇导论中引用了熊彼得的这句名言，也表明了本书的主旨：与“激荡”、“跌宕”系列关注企业史不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将目光聚焦在经济体制变革之上，以及这种变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从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本书的内容横跨了2700年，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上分析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辩驳得失，以史为鉴。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没有单纯聚焦经济领域的“变法”，而是将其放到各朝各代的疆域、人口、民族等诸多问题中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作者指出，围绕着郡县制度（避免地方割据）、尊儒制度（意识形态大一统）、科举制度（吸纳社会精英）、国有专营（经济上垄断控制国计民生）四个基础制度，中国历代的经济改革，都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个利益集团之间争斗、博弈和妥协。提出了在中国“‘统一文化’将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本书的第一讲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开始，从理论上提出“四民分业”思想，从制度上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使得齐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管仲的这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被作者称为“古代版凯恩斯”；而商鞅被视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历时23年的商鞅变法从“农耕”、“军战”到“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为最终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到了“汉武帝变法”时期，除了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问题的经济体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独尊儒术”达到全民思想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控制；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涉及到了机构设置、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而这也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欧洲出现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自由城市和自由大学，这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

　　从作者列举的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改革不难看出，自管仲以来，中国维持了2000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状态，这种统一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上，还随着长期文化统一成为了一种民族的群体性意识和终极诉求，任何经济改革都不能绕开这一民族共同意识。

　　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实际上，无论是2000年前还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转型，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