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微博)

　　制造业在土地财政框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目前资本市场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出口下滑对国内制造业将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在冲击土地财政持续性的同时，也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常识的判断略有不同，海外市场需求减弱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虽然部分体现在总量的下滑上，但是当前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转型或许将部分抵消冲击的程度。

　　方向之一：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

　　出口型制造业提升国内附加值占比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升级方向，也是抵消海外需求对国内产业链冲击的重要方面。根据ＩＭＦ的研究测算，世界平均出口价值的国内附加值比率是75％，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出口价值100美元的货物中，75美元是国内创造的价值。这表明全世界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某种形式上的“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价值中的国内创造部分约在50％左右。对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来说，国内附加值比率要低得多，大约在20％左右；一般贸易国内附加值比率接近90％；这两类贸易综合，得出总出口的附加值中有50％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这一比率要显著低于世界75％的平均水平。未来高端制造业仍有巨大潜力，并有望在出口总量下滑的情况下，使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升，而且这一部分的提升将加大对国内相关制造业产能的消化力度，从而弥补外需中长期疲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方向之二：从几个比重关系可以观察中国出口结构的变迁过程。

　　从全球出口结构来看，中国数亿劳动力大军加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是过去10多年全球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伴随着这一过程，1990年代末以来，日本在全球出口份额中的比重已由19％左右下降到今天的14％左右，下降了5个百分点，德国则由7％下降到5％，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相反，中国由6％上升到15％，上升了9个百分点，大于日本和德国的总体降幅，这是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从中国的出口区域结构来看，2011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占比为74％、环渤海占比16％、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占比7％，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所谓中国出口和中国制造仍然主要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其中广东集中了“珠三角”87％的出口份额，江苏和浙江则集中了“长三角”74％的出口。

　　从中西部的出口区域占比来看，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整体上中西部出口份额略有提升，但是内部的差异十分明显，重庆、四川和河南是三个出口增速最为迅速的省市，2011年分别实现100％、40％、80％以上的出口增速。

　　通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内迁一定程度上只是广东、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向中西部少数省市的内迁，这个背后反映的逻辑是重庆、四川和河南作为曾经的人口流出重镇逐步成为人口回流的重镇。而且，也正是这些省市才能提供更大的制造业用地供给空间。从数据上观察，2011年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土地出让金的占比为24％，仅次于长三角，为第二大贡献源，而10年之前，这一比例仅为3％，从土地周期的视角看，这个比例的大幅跃升显示中西部在全国制造业结构的重要性已在显著提高，产业转移的步伐也已开始。

　　总体上判断，制造业内迁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来自于流动人口的重新布局和土地供给的区域分化，在过去的十多年，流动人口从内陆向沿海的长距离迁移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为常见的事情，但这一局面正在转变，短期的刺激因素是海外经济不景气导致人口和制造业内迁，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人口迁移趋势的逆转恐怕不仅是一个暂时现象，还是一个趋势形成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