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目前中国经济又遇到了一些困难，部分地方官员面临“保增长”的压力，这势必会影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更看重“政策红利”。

　　今年以来，有近30个省市申请建立自贸区，与拉动经济见效慢、挑战多的全面改革相比，类似的政策优惠被认为能给地方带来更快的发展。这是一种定势思维的延续，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各地也兴起了大规模的“开发区”热，那些国家级开发区享有了特别的优惠政策而获益匪浅。

　　但是，过去的“开发区”主要是通过土地、税收优惠以及出口便利，为制造业提供更低的生产成本与更好的贸易环境。现在，中国制造业外部遭遇需求萎缩，内部存在产能过剩，包括人工以及原材料等在内的非政策性影响的成本在上升，开发区的“政策红利”已经逐步减弱。

　　目前的“自贸区”概念主要针对服务业，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开放服务业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政策红利，更不能立竿见影地拉动地方经济，主要是进行试验，起到积累经验的目的。可以预期，如果遍地“自贸区试验”，在服务业领域很容易产生大量投机套利现象，尤其是很多欠发达地区根本不具备发展更自由的服务业的条件。

　　此外，资本市场也跟着在投机，比如自贸区概念曾经被称为“炒地图”，只要该地申请自贸区，股价就跟着涨。现在，随着中央提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求将北京市中心一些功能搬迁出去，但完整的规划还没有制定，就出现了“北京副中心”的说法，保定、承德、张家口、廊坊、武清等地都想承接北京非核心功能。

　　近日，市场一度传言保定市将作为北京政治副中心后，当地房价立即大幅上涨，来自北京、温州等地的炒房客已经大批涌进。转移北京一些功能的计划已经在周边引起竞争和炒作，这些地方房价闻风而动。与此同时，北京市相关领导也到通州调研，强调通州是城市副中心，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桥头堡位置。

　　就像产业界幻想“互联网”振兴中国经济一样，各地政府寄望于中央的“政策红利”拉动地方经济。这些现象表明，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仍然将发展寄托于一些外部刺激，而非内生驱动。这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的逻辑：通过土地政策、税收优惠招商引资或者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改革释放更多市场自由，提高市场效率。

　　事实上，过去曾有很多中国城市规划自身为“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等，但规划本身只是想通过制定政策实现目标，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因此，大部分都没有实现。而一些开发区已经空荡荡的，厂房过剩，土地浪费。这表明，通过规划或者政策红利驱动只能是短暂的，但代价可能是巨大而长远。

　　在经济增长遇到一些压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希望获得更多政策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真正能够推动经济持续长期增长的，是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这样才会享有改革带来的红利。如果继续“政策红利”思维，可能会削弱地方政府改革动力，浪费改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