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收益基准的要求来说，主权养老基金应该低于“直接管理模式”，高于“中投公司模式”。这就是我建议和主张建立主权养老基金采取“委托模式”的原因之一。那么，理顺多个外汇储备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否则，在国际投资市场就容易产生恶性竞争，自相残杀，影响收益率。处理好这些主权投资机构的关系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收益率的基准问题实际就是风险容忍度的问题，可以对这些主权投资机构的风险容忍度进行定位，或说，这些主权投资机构的性质不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风险容忍度，这是这些机构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也是他们各自的不同定位。主权养老基金的风险容忍度介于“直接管理模式”和“中投公司模式”二者之间，就是说，应高于前者，低于后者。不同的风险容忍度决定他们各自不同的投资策略。这样，这些主权投资机构就不容易在投资市场上“碰车”了：风险容忍度最低的肯定是央行系统的投资机构，风险容忍度略高一些的是主权养老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风险容忍度最高的是中投公司。风险容忍度高的投资机构，面临盈利和亏损的几率也越大。这样定位和分类，就可实现既要避免恶性竞争，又要鼓励有序竞争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国际投资市场划分成几块，例如，亚洲周边市场、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等，让每个主权投资机构负责其中的一个市场，划疆而治，根据市场情况给每个机构制定和赋予不同的投资回报参照基准。

　　吴念鲁：我想强调的是，加强外汇投资管理并不是化解外汇储备规模高企压力的惟一出路。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根源还在于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因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关键。另外，由于人民币仍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和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这也对将更多的外汇储备专门用于投资和其他需要构成了一定限制。因此，继续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化解中国外汇储备庞大规模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英、德等国家从经常账户开放到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可兑换分别用时16、18、20年，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也要有时间表，由于我国1996年经常账户开放，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最迟不宜晚于2016年。

　　对于中国而言，还要积极推进相关的外汇资产投资立法。对外汇管理的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以方面这是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也是一国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一个象征，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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