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作者：黄靖  责编：贾宁

特朗普赢了，为了今天，他等了4年。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主要大国的政局变动都会对我们的事业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哪两种情况的出现对我们最危险？

本篇文章阐述了美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特朗普的获胜概率和当选后的政策变化，揭示为什么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为我们中国企业家提前布局提前应对，提供战略依据。

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政策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1.哈里斯与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对比

在经济议题上，哈里斯的首场经济政策议程演讲以去通胀和降低生活成本为核心，强调将致力于“强化中产阶级”。

她提出了围绕“机会经济”（opportunity economy）的主张，承诺将推动禁止食品价格 欺诈立法、为处方药设置费用上限、为新生儿父母提供税收减免、为首次住房者提供首付款 补贴等措施，以维护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稳定性和尊严。

然而，“哈里斯经济学”收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哈里斯经济议程由于缺乏明确的执行细节和对实现这些政策目标需要的政府财政支持的解释而遭到诟病。一些主流媒体声称这是“激进的民粹主义经济议程”。

特朗普竞选团队也攻击哈里斯是“价格操控”的“共产主义者”。特朗普则表示要取消扼杀就业 的法规、放松监管并提高油气生产来降低油价、对企业降税以振兴经济。同时，他还宣称对 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批评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将会让美国民众成本急剧增加，其加征关税的做法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措施。与之相比，尽管哈里斯加征关税的倾向低于特朗普，但是她仍可能延续拜登政府在半导体等特定领域的关税。以维护美国的竞争力。

在社会议题上，哈里斯承诺改革移民系统，并捍卫女性的合法堕胎权；特朗普则攻击拜登政府 放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导致犯罪激增的边境开放政策，并声称要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

在外交政策上，哈里斯更可能延续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特朗普则持续寻求“美国优先”的政策回归。

特朗普承诺将在当选后会结束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解决拜登政府“制造的每一个国际危机”。哈里斯声称将“努力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重申将“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并表示将坚决支持乌克兰和北约。

不过，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第一任期保持了连贯一致。因此，哈里斯将延续当前拜登政府主基调，通过基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盟友体系对中国进行围堵，并继续通过“小院高墙”政策对中国实施精准的技术遏制。

就整体局势而言，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上台，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都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

2.从“我们要什么”到“我们是谁”美国民众价值观的分裂

从小布什执政时期（2001年—2009年）开始，基督教福音派选民在美国政治中突起，他们在宗教、种族、堕胎、性取向、社会福利、移民等关键议题上持右翼保守价值观，成为一支左右美国政局和选情的重要力量。

与之相抗衡的左派自由主义则强调种族平权、男女平等、宗教包容、个人自由等价值观，形成所谓“政治正确”社会力量。

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政治抗衡的结果，使美国宗教文化的“大染缸”丧失了功效。此前，美国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政策取向是选民投票的依据。

左派政策取向强调照顾弱势群体、支持工会、加强福利、强化政府的管控等，自然能赢得中下层选民和知识分子的选票；右派的政策倾向于资本发展，提倡减税，鼓励投资，限制福利、依赖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管控）等，因此受到资本家和保守选民的支持。

但从小布什时期开始，选民的投票倾向发生明显的变化。投票标准不再是竞选者的政策取向，而是根据其价值观念进行投票。

选民选择的不再是利益，不是“我们要什么”（what we want），而是福山所说的政治认同，是“我们是谁”（who we are）。

民主选举不再是利益导向，而是价值观导向。而价值观上的矛盾是不能妥协的。其结果是难以弥和的政治分裂，形成了政治上的两极化。“特朗普现象”由此而生。

二、特朗普的胜选概率有多大？

从总体局势来看，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仍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1.这次大选的整体背景“美国社会分裂和民心动荡”并没有改变

在美国大选中，凡是社会处在分裂动荡状态中，挑战者的赢面都较大。在历史上，美国选民的立场和选择是以阶级/阶层 及其对政策的偏好来划分的。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元霸权推动的去工业化、尤其是政治正确导致的“文化战争”使得美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即“身份政治”决定了选民立场。

美国选民以“身份认同”而非阶级/阶层利益来划分政治界限，决定投票取向，不但削弱了国 家的凝聚力，而且使得社会的分裂更加难以愈合。这样的局面有利于“挑战者”特朗普。

2.拜登政府存在通胀、移民和战争三大政策软肋

由于持续数年的高通胀，民众经济体验感较差；拜登政府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在处置开放/封闭德州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失误导致社会整体对移民的“非法涌入”不满。

在对外事务上，深陷俄乌和哈以两场战 争泥潭对内激化了社会分裂，对外降低了美国民众的自豪感。这样的形势对执政的民主党候选人不利。

3.联邦制度下的美国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力，社会的高度分裂使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不协调甚至冲突的现象越来越多

比如特朗普诉讼案中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不同的立场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边境问题上的对峙等。

这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基于 “政治认同”分裂而导致的政治上的势不两立，进而使得大选的结果更加依赖选举人团制度而不是整体选票的多寡——在全国赢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仍然有可能输掉大选。

4.哈里斯本人除了其个人操守有瑕疵之外，难以摆脱“拜登替身”的选举形象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要提出有别于“拜登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但哈里斯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知识、历练和曝光度都明显不足。

而且，她依然是拜登执 政团队的“副总统”，如果提出新的政策主张，不仅有和自身执政团队“冲突”的风险，而且在政策极化的环境下很容易“两头不讨好”。

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除了在“堕胎”、“购房补贴”和“减税”等单项议题上表现出较激进的立场外，至今仍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系统的政策主张和建议。

5.哈里斯的竞选伙伴沃尔兹也并非无懈可击

2020 年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并引发全国性的爆发抗议和骚乱；2024年初和8月明尼苏达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大火导致多人死亡。在这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中，作为州长的沃尔兹被认为优柔寡断，应对失当。

并且，沃尔兹在移民和堕胎权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开放甚至激进，易于受到攻击。

因此，目前看来，2024年大选局势依然对特朗普有利。

关键在于：

第一，特朗普团队与共 和党建制派能否（最终）达成妥协，团结一致，并有效屏蔽以布什家族和切尼家族为首的共和党建制派利益集团对特朗普的“杯葛”；

第二，特朗普竞选团队能否有效“管控”（manage） 特朗普，特别是限制其口无遮拦地“信口雌黄”；

第三，充分发挥和利用万斯的攻击性，但要适当压低其在政策主张方面的姿态，把“场面”完全让给特朗普。

毕竟特朗普的个性更适合做挑战者。在没有任何执政包袱的情况下，特朗普“不择手段”的攻击将更为犀利。

而且,他只要在三个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赢下任何一州，便胜券在握。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对美国而言，这次大选最为危险的局面是哈里斯以微弱优势获胜，尤其是在总票数不占优而是靠选举人团的微弱多数获胜的情况。

如果出现这样的大选结果， 美国极有可能发生“内乱”——这正是近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内的有识之士最为担忧的局面。

三、特朗普在新任期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特朗普/万斯能够如愿进入白宫，将给美国带来历史性的转变（至于这场转变对美国是祸是福则另当别论）。

首先，特朗普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美国，因此，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使自己“再次强大”。

在此之前，美国没有必要、也无力承担一个“霸权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但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国内——这其实是很清醒的认识。

因此，特朗普的政策主张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杰克逊主义的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

必须强调的是，特朗普从未主张脱钩断链，而是要充分利用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在维持美国的霸权、尤其是美元霸权的基础上，以大幅度加征关税为筹码，逼迫外部世界、尤其是主要制造业大国（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让美国再次强大”纳贡交税。

第二，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万斯团队明显要将所有的压力聚焦于他们认为是主要对手的中国。

为此，他们不惜决绝地停止俄乌战争。因为他们明白普京愿意和谈的两项基本要求中的第一项——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是可以满足的；而第二项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占有的合法化——是可以通过谈判而拖而不决的。

而誓言“不让普京赢”的欧洲、尤其是西欧主要国家的真正诉求则是有效阻断“俄罗斯威胁”——普京不越过第聂伯河向西侵犯。

在特朗普看来，这一点亦可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make a deal）。如果特朗普重入白宫后能将以上两个战略要点付诸实际政策，对中国而言，既有机遇，更可能产生严峻的挑战。

四、出现哪两种情况，对我们是最不利的？

第一，尼克松现象2.0。

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上世纪最具重大意义的战略行为，它根本上扭转了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对苏联极为不利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这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战略大环境。

如果特朗普/万斯团队能够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乌克兰中立、欧洲获得俄罗斯不再“侵略”扩张的安全保障、俄罗斯愿意就其占领的东乌克兰领土的合法化进行谈判（但绝不撤出），他们就能如其所愿地以停火谈判方式结束俄乌冲突。

在这样的情形下，战略利益的驱使必将导致美俄关系的缓和，甚至重归于好。事实上，特朗普和万斯都曾公开表示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打压中国。

一旦出现如此局面，中国的安全环境将极大地恶化。

一方面，日本将摆脱同时与中俄为敌的战略困境，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将更无后顾之忧地加入美国打压中国的行动中。

另一方面，莫迪领导下的民粹主义的印度将缓解来自“伊斯兰带”的后顾之忧。支撑莫迪政权的 基础是以印度教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因此，从土耳其到沙特这一广袤的“伊斯兰带”是威胁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来源地。正因如此，莫迪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并对中国有所节制。

一旦美俄和好，印度将更紧密地拥抱俄罗斯，而对中国的姿态则必将趋向强硬。

第二，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同时，极右势力也将在欧洲得势。出现里根+撒切尔2.0现象。

尽管欧洲的极右势力在经贸、 地缘政治乃至安全等各方面都与特朗普/万斯团队有着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立场，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是相通的，其以保护主义、排外以及与俄罗斯和解为核心的内外战略如出一辙。

并且，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也持相同的强硬立场。在俄乌冲突这一美俄之间的根本纠结被解除之后，不排除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联手压制苏联的局面。而这一次,他们要打压的是他们共同的“制度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中国。

因此，特朗普上台将对中国造成的困难局面并非仅仅是加税和“贸易战”。毕竟，这些只是特朗普讨价还价的筹码，并不能改变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都不可逆转地嵌入了同一个世界的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个大国对争取整个世界的博弈，谁赢得了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谁就赢得了竞争中的主动权。

然而，一旦出现以上两个恶劣局面，中国将在这场竞争中面临极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此，必须未雨绸缪。

五、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冷战是一场全方位的零和对抗

所谓“冷战”，是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一场没有“热战”的全面对抗。它的发生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十分鲜明的特点。

二战结束后，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席卷全球，而领导这些运动的往往是各国的共产党或民族主义左翼组织。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世界格局迅速分裂为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大对抗阵营。“冷战”由此而生。

美苏冷战是一场此消彼长的全方位零和博弈。

首先，双方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一个要走资本主义“自由”之路，一个要走共产主义“民主”之路，旗帜鲜明，泾渭分明。

第二，双方在军事安全上公开对抗。美苏各自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和华沙条约联盟，两大军事阵营互以打败对方为终极目标。

第三，双方在经济上相互独立。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美苏营造了完全不同、互不往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摒弃了自尼克松以来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公开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开展和苏联的军备竞赛。

在国内，里根通过减税、缩减社保福利预算、冻结最低工资、限制工会权力、公共事业私有化等政策，强势推动美国向右转。经济上则着力于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以扩大消费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

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转型，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国民经济总产值从1980年的6.76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9.39万亿美元。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决策体制有效且其具有制度化的妥协机制。这个妥协机制在面临强大外敌时尤为敏感和高效。

其结果是对外整合了与盟友的关系，对内克服了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行整体调整，使美国能够率领联盟体系把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拧成一股绳，凝聚起来“遏制”苏联。

回顾历史，美国“赢得”的冷战并非是军事上的胜利，今天的俄乌冲突表明俄罗斯仍然能够和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军事上的对抗；冷战也不是政治胜利，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击碎了“历史终结”的幻觉，“华盛顿模式”没有一统天下。

美国“赢得”冷战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大阵营的“零和”对抗中，把自己和盟友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拧成一股绳，最终在经济上压垮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通过“政治叙事”的构建夺得了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2.美国想把中国引入冷战框架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尽管一再声称美国“不与中国打冷战”，但却视中国为“最严峻”的威胁。为了打压中国，拜登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政治上拉帮结派，要“重振”针对中国的“有共同价值观的联盟”，在经济上以“去风险”为名“去中国化”，在军事上打造压制中国的“印太围堵圈”。

显然，这套“全方位”的战略是在冷战思维指导下制定的，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带入其预设的冷战战略框架中。这也是西方舆论鼓噪中美“新冷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正如当年美苏冷战中的情形一样，美国也很难在政治和军事上压倒今天的中国。

近来布林肯和沙利文都公开表示寻求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但华盛顿的整体思路仍是下大力气企图像当年对付苏联一样在经济上压垮中国。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竞赢”中国的各项政策中，力度最大、措施最狠、密集度最高的就是企图在经济上“去中国化”。

所谓“脱钩”“去风险”，以至在高科技领域搞“小院高墙”，本质上都是想将中国经济排除在世界经济，或者至少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之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但在经济上阻碍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是更为重要的，能够使美国及其盟友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将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凝聚起来“全方位”地遏制中国。

3.中国不会落入美国预设圈套

今非昔比。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使得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上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这个大格局下，美国及其盟友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纠结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博弈之中。

一方面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挑战者”（或“系统性对手”）而企图全力打压，进而推动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对抗。

然而，由于双方经济上（一时）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又不能——其内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坚决抵制——与中国“脱钩”，而是要“保持公平的经济交流”（以便能够继续赚钱），这在实质上是一场妥协双赢的“正和”博弈。

换言之，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错位，是美国对内整合力量、对外拉帮结派打压中国的最大障碍，这个障碍使得美国难以像针对苏联那样将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凝聚在一起遏制中国。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绝不会被美国带节奏，陷入到其设定的“新冷战”战略圈套中。

首先，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避免与美国搞泾渭分明的对抗。

美国提出号称是“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强加于人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而中国则注重共同利益，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拒绝“颜色革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但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不强迫其他国家走和我们一样的道路。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合作发展，互利共赢。

毕竟经济全球化不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战略或政策决定的，而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推动经济全球化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的最高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的不懈追求。

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要在经济上“去中国化”就是伪命题。不久前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耶伦坦言，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美国）与中国脱钩必将是灾难性的”。

可见，当年冷战中最基本的标志性现象——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针锋相对、军事上的阵营对抗、经济上的完全“脱钩”——在今天中美之间并不存在。

声称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不可避免”是美国在带节奏。如按照美国设定的节奏走，中美进入冷战状态，形成所谓“新冷战”，美国就能够像当年那样，把自身及其盟友体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凝聚在一起打压中国。

显而易见，中国没有也不会跟着美国的步骤而陷入其预设的冷战战略框架中去。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对外开放，寻求合作、不搞对抗。

如此，仅凭美国一个巴掌，“新冷战”能拍得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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