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叙事中安全返航|日本_新浪财经

作者：青野Tsingyeh

（题图：跨过柏林墙的致意，1961，Léon Herschtritt）

从价格开始

好久不见。

从7月到10月，“青野有枯荣”暂停营业了三个月。我没有被给到一个理由，也知道这里不需要追问一个理由。不过，夏天的酷热是难辞其咎的。日复一日的高温将人封锁在室内，望出窗外，只见到过曝般白茫茫的一片，哪怕夜里也无风，穹庐倒扣，像一个沉默的蒸箱。夏天的日子是要用熬的，自然也叫人哑口无言。

三个月，足以使很多事情发生。在进入沉默的第一天我就有如此预感。时间弹指过去，果真如是。我们无需再重复一遍众所周知的当下史，不过有一件事，让我有了奇妙又真切的感悟：让上海走出这个历史上最热的夏天的，是历史性的两场台风，前者大风、后者大雨，仿佛太平洋的野蛮倒灌进来。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台风登陆了上海——倒不是因为建国后才有记录，而是上一次，正发生在1949年7月24日。

我想我应该想到的：一个历史性的现象，终要有一个历史性的结束。

近两年，“极致的压缩和释放”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一种偶然吗？抑或有迹可循？历史仍然有相似的答案。这些时间，我常想到“价格闯关”时代的一句名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而另一个形象的比方，则是将通胀称作“笼中虎”。站在当下的通胀形势里，回顾那个年代自然感慨万千：“重启通胀”反而成了一件压力不小的任务，我们又希望“笼中虎”再叫唤几声。不过，在通胀的经典量表之外，“笼中虎”又确实地出没着：资产价格正演绎着过山车般的行情。

《价格革命》一书如此盛赞价格的角色：价格的波动是历史的心跳。不过，人们从来不满足于仅仅记录心跳、读取刻度。就像我们在漫长的下行和迅疾的牛市中频频见证的，行情会为自身找到许多理由，宏观驱动、资金涌流，或是其他形形色色的故事。金融市场坚信自身与赌博的重大区别正在于：这场游戏的胜率和赔率是可以靠逻辑预判或解读的，而价格的变化就是观念的成败、分歧的收敛。确实，资产价格也是价格，它逃不开围绕价格的两个永恒迷思：价格何以形成？价格又有何意义？

相较于前者背后的复杂性，后者的答案似乎异常简洁——“财富效应”。懂些金融的人发觉自己离这个概念总是很近，也有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观点：通过拯救资产价格、制造一场牛市（无论狂欢的还是渐进式的），能够稳定经济。这种想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现实的可能是：稳定资本市场是一味关键的药引，它有助于预期从一个极致压缩的位置修复；但指望一场启动巨量财富效应的牛市成为破局的“妙招”，或许是本末倒置的。

历史显示：价格固然是关键，但不意味着从关键下手就一定药到病除。我们不妨还是回顾那个“价格闯关”年代：78年改革起始的阶段是蓬勃的，方向千头万绪，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彼时的“路线图”并不明确——正如那句经典的评论“摸着石头过河”所表征的那样。不过，实用主义的策略和模糊的方向，在改革的早期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单单是放开一些口子、释放“赋权+激活”的红利，就足以将国民经济从极度僵化的困境中拉回。但进入到80年代中后期，改革则面临越来越多具体的难题，也越来越呼唤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从对待“价格双轨制”这个关键课题中可见一斑：退，面对巨大的棘轮效应；进，既需要技术上的缜密，也需要“辩经”的策应、以及政治上的勇气。

而1988年的“价格闯关”直接从价格入手、通盘改革双轨制，可以看做是一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尝试。哪怕站在后人的视角，我们仍然能发现决策的合理性：价格是经济的关键线索（或许可以寄望一招活一盘活），也是政治上相对安全的选择（价格机制的问题，相较所有制等问题而言政治敏感度更低）。然而，“闯关”仅仅在11天后就因“抢购风潮”而终止。教训是深刻的：价格固然是个“终极目标”，但问题绝不在其本身：供需之间存在总量的硬缺口和结构的巨大失衡，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所有制、激励、央地关系、市场机制等等错综复杂的约束。从价格直接入手的策略固然“一竿子到底”，但缺省了对其背后形成机制的改变，结果就很容易演变成：只有价格的波动急剧放大了。

从历史最终的结果看，价格改革最后走向了成功，离不开渐进改革的配合。因而不难理解1992年的“南巡谈话”的关键作用——它为改革提供了最坚强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升格为市场经济，市场的角色、所有制的占比面临的约束极大解除。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明确的路线图、凝聚的共识、理顺的激励、以及政治担当，缺一不可。

当然，相比起商品和消费品价格，资产价格有相当的特殊之处。尤其是200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和“主权信用”的结合更深，而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市场的“价格闯关”相较会轻松一些呢？这里我们定义“成功”，是确认出现大趋势的拐点，而不是下行中途幅度可观的反弹。一个例子来自日本（尽管这可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比较）：日经225指数分别在2003年和2012年出现了两个底部，趋势反转得到最终确认。而横跨其间的，是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大起大落。

（日经225的“W”底部）

回顾这个“W”底的形成：

2003年是小泉政府“金融再生计划”执行的关键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大力处置坏账问题。而在此之前，日本宏观调控当局的努力已包括：日央行已经采取了零利率（1999）和QE（2001）；在1995、1997两场金融危机中被动推动的金融企业合并；以及1997年后开始的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可以说，自2003年开始，日本金融体系的风险相较90年代明显得到控制，而坏账处置也使得私人部门逐步得以“轻装上阵”。日经指数的触底显然有“制度性”、“根本性”的驱动在其中。

2003-2007是一轮漫长的全球共振向上，也是日本最接近走出衰退的机会窗口。然而全球的震荡迅速终结了这一迹象。不过，因为日本货币政策早已处于极为宽松的状态，金融风险也呈现出清状态，日本成为了受冲击最小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尽管日经指数在2008年10月全球最恐慌的时刻触及新低，但没有显著地远离前低。之后在这一低位区间陷入了4年的震荡。直到2012年“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推出，日经指数的“W”底正式确认。

如果说对日本经验的刻舟求剑能给他国的今人一些启示的话，我想大概是：要扭转风险偏好的趋势，政策的累积效应需要到达如下的程度：金融风险可控、上下共识明确、改革议程清晰、执行有力、切中经济关键和市场关切。

当然，在我们身处的初始阶段，预期交易有充分的合理性：1.预期政策会有后手；2. 预期政策会有更大的成效。在这种“双重”的预期交易中，市场一旦被激活就可以自我强化，来自数据的现实信号既滞后、也相对不重要——对乐观者而言，这无疑是主流叙事，罔顾这一观点无疑会让人心焦。不过，谨慎的声音也值得一听，毕竟我们不能转头就忘却了刚刚过去的时间。有朋友如此问我：除却市场和预期，你是否真的觉得出现了“那么本质”的变化？我说：我懂你说“那么本质”的意思，在未来的时间，我们或许需要更多的证据来验证这个命题。

犹记得在9月下旬以前，有一些段子调侃了“政策预期”交易脉冲的弱化。这一现象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市场“不相信”政策还有后手，而是市场抱有institutional层面的怀疑：既在于决策的速度，也在于后手的力度。而9月ZZJ以来，我们可以直观地从官方用语中感受到巨变的投影：很多“帽子”消失了，指令变得紧迫且具体。这些信号至少显示，决策模式明显向“主动式”切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这个变量，并不是本身一把从“不能”打到了“必能”，而是将市场从“uninvestable”变成了“investable”——市场从一致走向明显的分歧，巨大的区间震荡和成交量，都表达了这一点。

在扭转的第一阶段，市场爱说的“半醉半醒”是一种必要的品质。固然，在巨变的背后，必然是有环节被打通了，但既然“大开大合”的pattern没有变，是否也值得思考如下一连串问题：决策机制和信息渠道是否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弹性”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激励”在多大程度上理顺了？“调整时期”是阶段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如果宏观数据出现了好转，政策预期又该出现怎样的变化？

值此“924新政”满月之际，我们可以说：市场确实展现出良好的迹象，当前也还没有到为深层次的因素重新投票的阶段。至于对现实验证的反应：在超预期的Q3/9月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在短暂地反应了“good is bad”后，随即大步向着“good is good”前进。这为未来几个月先行指标可能的触底场景作出了示范。正反馈往往酝酿于分歧之中，对于决策者而言，在这个时间窗口向市场兜售“Fed Put”会相当重要，这或许需要以下几个条件循序渐进：

1. 跨年度财政目标的制定上：补齐24年预算缺口、为25年设定一个天然更积极的赤字预算（吸取24年财政预算的教训）、大力度化债，均得到充分的响应；

2. 宏观政策出台的频率和实际力度能充分证明政策对宏观现实有灵敏的主动反应；

3. 纵使宏观数据出现积极的信号反馈，政策仍会保持“饱和式”出台的惯性；

4. 结构性改革的议程持续吹风、逐步成形。

宏观的围城

我不确定在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以上的结论有多少会被证明是错的。这不是件坏事：一个好的宏观判断，至少要是一个可以被证伪的命题。但还有不少问题，尽管同样和宏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终究要我们向价值的虚空中求索，不得答案。所以这一部分，我想聊聊“心流”。

无疑，最近的市场使不少宏观的同行朋友感到了实实在在的振奋，但当私下交流时，他们仍会追问一嘴：“你说，会不会是我们想的太多了？”我很感动于这份对“偏误”的本能警惕，它或许是这个无常的市场带给人的绝佳回报。当然，“看宏观的”所背负的忧思，或许会比纯粹的市场派更多一分：前者还要去面对一种规律和混沌的混合物——而如何对待它，既关乎研究这份工作的初心，也涉及人安身立命的信仰。

宏观研究，无论在学界还是在业界，总是一门讲究“新意”的工作，但多数新意落在了过程，而不是结论。谈到世界究竟去往何方、应该如何应对一类的大问题，答案未必明显超出大众认知的范畴。不过，研究的过程往往会见证表象底下巨大的复杂性：世界并非无序，但也绝非一台输入“应然”、输出“必然”的机器，甚至这个比喻本身都是不恰当的——机器只是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的一种具象表达，它或许只能代表宏大世界中的一个小结构。相对地，“反身性”是个更具弹性的框架，其核心在于：市场也好、世界也好，总是时而矫正自己，时而强化自己。不过，“反身性”往往长于笼统地解释，却短于精确地预测：世界在“何时”以“什么方式”选择这两条路径，仍是云山雾绕。因而，看见迷阵却深陷迷局的个人，总要面对两方面的精神困境：

一方面，世界绝非全然混沌，违反或者曲解规律，必会引致相应的后果；
而另一方面，世界无法灵活地“自动稳定”。纵使关于问题的共识已广泛凝聚，世界的轨迹仍未必能矫正。思想家已经就此给出了许多解释：平庸之恶、合成谬误、信息茧房、制度惯性……

所以必然有一些时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世界朝着莫名其妙的方向飞奔而去。在漫长的历史中，“折返跑”可能只是一瞬，但对于个人，“漫长感”和其中的恐慌是真实、巨大的。我常觉得，宏观的同仁其实类似“泰坦尼克号上的瞭望员”（假使船上真有这个职位的话）：他不在船长室，没有机会改变航向；也不在宴会厅，无法在一无所知中醉生梦死。全程目击对他而言，和注定落入的大海一样可怖。

而麻烦不止于此。

宏观是落在纸面上的，这意味着关于表达的种种困境也如影随形。无论表达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落于个人，它总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永恒且隐形的战争的一部分：媒介、传播、阐释，均是权力的魅影。表达者固然可以书写自己认定的真理，但无法知晓的是，这般表达会触及什么样的人，在他们心里产生何种回声，最终触发哪个方向的力量。“被误解是表达的宿命”——表达者往往在此撞得头破血流。

谈论宏观的家常便饭就是面对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谬误：一类权且叫它“以偏概全”：类似你谈起CPI的时候，总有人拿楼下肉包的价格来反驳你，多数人是从自己生活的微观线索中“推测”、将媒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截取”，来“拼凑”出宏观世界正在发生的故事；而这又很容易通向另一类错误，叫“过度联系”，阴谋论总是甚嚣尘上，更无需赘述。不过，无论何种谬误，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大家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有所预设的信息。正如休谟所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于是在大部分的时候，专业和传播几乎是一对反义词。

不过，二者也有偶尔同向而行的时刻：传播的驱动是情绪，而专业并非不能成为情绪的背书。大家可以说：原来我心中的那团无名火，有那么完备的道理支撑。这往往标志着：社会共识正在一个方向上密集形成。不过，舆论始终是一个喧闹的买方市场，而中介正在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至于表达者，只能成为一个交易的接受方：成为现象，便无法脱离现象。

你说宏观是个围城吗？他从来都是。要突破重围、安全归来，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见过好日子”

前些日子，在情绪最最低迷的时刻，经常有人问我：“（大道理我们都听过了）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总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还是假装成问题的慨叹。不过遇见的次数多了，我的回应也从附和地叹一口气，变成了四个字的答复：不怎么办。

可以明确地讲：独善其身是一种奢望。提问者的心里未必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或许仍然抱有一丝侥幸，指望听到一些“胡志明小道”般的见解。但和前面讲到的价格改革的经验类似，人生没有奇谋——这句话适用于包括我在内的凡人，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对凡人，自然是不能上以圣人的要求的，比如“泰山崩于面前而面不改色”。人对外必然有所求，也难免为外事伤神，前段时间关于“Rubbish Time”的种种争议便是其中代表。

我相信对Rubbish Time的感受只存在于历史的“中期视角”：从超短的维度看，我们只是把无数个“当下”活成一辈子，时间都被“具体”填满；而从超长的维度看，时间只是无情地催生因果，盈亏有数、盛衰相依，我们这个民族如此擅长否极泰来地重生。但在“中期视角”里，我们却突兀地看到一口现代性的大钟挂在天顶，它吊着“自我”漂流在宏大叙事之上，却无法消融于巨流之中：人不是非人格化的组织，拥有理论上永恒的生命，百年不长，我们怕被耽搁太久。这种忧虑是真实的，不必逃避。

对宏观的关切本身不是坏事，但忌在过量。这一类故事永远存在，往往在年景欠佳的时候更吸引人，并在社会的每个结构中得到回音、共振放大。作为一个以宏观为生的人，我意识到自己处于这场叙事风暴的正中，但我仍想如此提醒：工作是工作、市场是市场、生活是生活、我是我，这四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边界。而在此之上，我们亟需将“我与世界”、“外与内”的力量对比恢复到均势的位置，进而实现精神上的重建。

这首先需要一种安全感。

我们刚刚体验完一种“失重感”，这或许使人迷茫：How bad it could be? 我们是否会失去眼下拥有的一切，再去体验“昨日”的年代？在这里，我想请我们一定要相信社会变化的持续性、人类的韧性。历史在重复吗？在某种维度答案是肯定的，人和人类群体都有一些基因无法改变。但文明的进步和“学习效应”同样明显：我们无法指望后核时代的国际政治和战争和19世纪一样；无法指望这个媒介发达、冲突活跃的社会跟一个封闭且同质的社会一样；无法指望2008年以后的金融体系会像2008年以前那样；更无法预知，一个正在迅速进入AI的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问题，但我们已经拥有的“当下”绝不是空中楼阁，物质、精神、制度、社会力量，都织成了一张安全网。尽管它们被击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退一步说：人类社会的下限，整体而言也是越来越高了。

我知道，讨论“文明的未来是明还是暗”这一类宏大的问题，终究是信念大于逻辑的，我们永远无法先验地对“灾难预言”作出完美的反驳。但凡事的第一步总是“起信”——哪怕是面对虚无，也要硬生生找到两分强健的道理。如果什么都不信，或是相信一个灰暗的结局，未必能改变世界的轨迹，但终究是难为了自己。

而在此之上，另一项工作是：重建“我”和“生活”。

人总有一种心理捷径：当身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下坠，或多或少地，它们就会成为我们“办不好事情”外部归因。但事实是：哪怕对未来的方向抱着坚定的觉悟，我们仍然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生活的样貌，其中焦虑多数来自：我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塑造它们，却放任自己被自我认定的“不自由”束缚。

我想着这是“上升年代”的惯性：我们曾经擅长挤入一种主流的、模板化的生活,很擅长去广泛地“储蓄”：储蓄金钱、储蓄精力、储蓄家庭、储蓄一个光明的未来……以及，很擅长基于被给定的刻度，寻找定位、相互比较。但这种生活的另一面是：我们往往尝试避免被“玩物丧志”、“相形见绌”等外在的标准苛责，很少有释放和挥霍、拥有一种即时又持久的热爱。无疑，这种生活不应该再继续了，我们要将自我从外在的审视中解放出来，张扬个性——这正是新一代年轻人在做的事情，而对不再年轻的人，跟上他们的脚步也是必要的。这不是说要抛弃财务上的审慎和人生的责任心，而是用个体特殊性和热爱的重新发现，来抵抗的“社会电梯”时代的终结。

无疑，一个消费主义的世界为个体的塑造提供了不少便利：我们的热爱，其实多数体现在消费，从家具到演唱会到直播，消费提供了最直接的愉悦，也塑造了自我认知和群体认同。但消费所带来的“意义感”总有边界：其中最直接的约束便是购买力，而在眼光更宏大的批评家那里，消费则是一个人类被“单向度”的价值俘获、美德被腐化的过程。我无意参加这一古老的辩论，但经验是显然的：单纯的消费行为只是一种对“给定尺度”的接受，无法成为“热爱”的终点，后者需要的是“创造”——无论创造何物，最终都是创造自己的尺度。在这一项工作中诞生的不仅是具体的事物/内容，还是具象的激情。

我想起这些年里，那些带着纯粹的热爱与我侃侃而谈之人，他们往往是创业者、创作者、技术狂热者。无论他们的话语有多少惊人之处，我总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力量，证明他们的精神是圆满、有支柱的。固然，理想主义及其“钱途”总遭非议，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自视为一种可燃物：燃烧对他们而言并非烈火焚身的痛楚，而是与世界的联通和自我的实现。无论在大漠深处制造原子弹，还是在一张小案前匍匐到深夜，这些人是相通的、平等的。教科书里只关注他们的高尚，但对他们自己而言，创造本身就是回报。

所以，对于平凡人而言，要在宏观的大风大浪中平安归来，我想除却做好一些财务的准备之外，或许还可以：

1. 创造一种关系：尝试体验人与人的真实连接；

2. 创造一种好奇心：主动搜索信息，而不依赖他人或算法的投喂；

3. 创造一种计划：为生活拟定一张日程表，设定接连的新鲜感时刻；

4. 创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我来说，持续而无边界的表达，就是搭建一座链接世界、我、和那些我所未知的未来的有趣的桥梁。

所以，说了那么多，归根到底还是：我回来了，我也将继续尽可能地写下去。

我想起前些天在一家书店看到的一句话，正好可以作为本文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