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到今年兴起的“智能体”热潮，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然而，与此同时，算法偏见、数据安全、就业冲击等风险也逐渐显现，引发广泛关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迅速从技术议题走向全球规则竞争的前沿。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在多元规则路径并存的背景下，我国如何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规则塑造，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成为亟需思考的重要议题。为此，《北京周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张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张凤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就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建言献策。（受访者供图）《北京周报》：在人工智能规则构建这一方面，目前全球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格局和趋势？
张凤：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速推进，但规则构建尚未形成共识，呈现多元并存的格局，大致形成了中美欧三条治理路径。
欧盟强化以“风险监管”为核心的规则主导型模式。通过设立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AI Office）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法案》，形成“强监管、重规则、塑标准”的治理范式，试图凭借其庞大的单一市场体量，将强制性的合规标准转化为全球治理的话语权。
美国强化以“创新优先”为核心的宽松化治理模式。特朗普政府通过废除AI发展限制性监管政策、 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逐步确立“去监管、扩基建、促竞争”的发展思路，试图放松联邦监管以激发私营部门创新活力。
我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治理协同的治理模式，相继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提出构建包容、开放、可持续、公平、安全和可靠的数字和智能未来。
展望未来几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趋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速制度化，各国加速将AI治理纳入国家战略，目前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率先落地，韩国《人工智能基本法》也已正式施行。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二是治理全链条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将加速覆盖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数据治理、模型训练、应用部署到事后评估的全生命周期，不断推进AI风险治理闭环化、系统化。
《北京周报》：在这样一种碎片化的格局之下，中国应如何定位自身的角色？中国与美欧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有何根本不同？
张凤：我国始终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建设者与贡献者。面对当前多元化、阵营化的治理格局，中国既不简单追随欧盟的规制路径，更不走美国“小圈子”排他主义路径，而是立足我国的国情与制度优势，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我国始终坚持人工智能是可以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一基本定位，以“合作共赢”为内核，倡导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零和博弈走向共生共治，为弥合全球治理赤字贡献系统性方案。
有别于美欧人工智能治理逻辑，中国始终强调技术向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工智能发展置于全球公共利益框架下统筹考量，主张在尊重各国差异基础上推动规则兼容、标准互认、治理协同，既保障创新活力又筑牢安全底线，以务实合作破解治理碎片化困局，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
《北京周报》：过去一年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已有不少探索，但与AI技术快速迭代相比，治理体系似乎仍存在“跟不上”的问题。未来应如何提升治理的前瞻性和适应性？
张凤：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极快速度迭代升级，从大模型到多模态系统，再到具身智能和智能体，技术形态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依赖事后监管和静态规则的治理模式，确实容易出现与技术发展不同步的问题。未来提升治理体系的前瞻性和适应性，可以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强化前瞻研判能力，推动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加强对前沿技术趋势和潜在风险的系统性研究，提前识别可能带来的安全、伦理和社会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引入“监管沙盒”、“试点机制”和动态评估机制，在可控范围内开展创新试验，并根据实践情况不断调整和优化监管规则，实现“边发展、边规范、边完善”的动态治理。
三是进一步完善多方参与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和技术标准建设，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责任、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协同治理体系。
责编：李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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