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伏桂明
近几年，一部于193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连续三期刊载的长篇纪实通讯《血战归来——关东义勇军抗日纪实》（以下简称《血战归来》），颇受辽沈史学专家关注，被视为“研究义勇军初期抗日的重要文献”。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武国禄在其撰写的一部国歌题材的著作中也提到一件事：1934年，左翼作家田汉在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时，看到《新中华》连载的这篇文章，激动得热泪盈眶，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文章的作者叫王立川。可在如今的新民，大家不知“王立川”，却有很多人知道当年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参谋长、军师张永兴。其实，这两个名字指的是一个人，前者是他的化名，后者是本名。由于革命工作，他还有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很容易让人想到“家国”。
（一）
在这里，先说张永兴，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东北第一支抗日义勇军的见证者，他在《血战归来——关东义勇军抗日纪实》里写的就是这支队伍抗日活动和首举义旗的“老梯子”高鹏振。遥想前尘，往事渐渐“鲜活”起来。
我们写张永兴，既有他本身经历的缘故，也因他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和“最鲜活”的记录者——他描述的义勇军和老梯是“最鲜活”的，一篇《血战归来》也成为田汉所接触的众多创作素材中的激情一笔。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永兴正在沈阳。
“事变的这天晚上，我是住在沈阳大西关一个朋友的家里。当晚大约十点钟的光景，就听到有极猛烈的重炮声和接续不断的机关枪声以及马路上的马蹄声，足足地响了一夜。重炮声音的猛烈，窗上的玻璃都为之振动！”第三天，张永兴与朋友一起化装成难民入关，来到北平。他本来认为面对日本关东军的侵略“东北当局必谋反攻”，并于9月27日参加了由东北籍爱国志士组织召开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他成为救国会第一个派出关外组建义勇军的人，于9月底潜回沈阳，“投奔一个朋友，托他介绍一个土匪的首领，去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势力”。而“老梯子”高鹏振带领的“镇北军”（后改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就是他寻找的“理想的民族势力”。
我便去见我的一个朋友金同志，说明了我的决心，并托他介绍，因为我知道他认识一个土匪中很著名的领袖。金同志说：“我给介绍是可以的。但土匪的生活是很苦的！你的身体那样弱，我恐怕你不惯于这种生活！”
我对他说：“观察目前的情形，日本对于东北已具长期占领的决心。政府方面既无收复东北的准备，人民方面再不誓死抵抗，则东北将永远亡于日本。际此时机，除组织民众，武装抵抗，实别无活路。微躯多恙，亦所深知，惟国破家亡，已无暇虑此。”
金同志感余所言，慨允介绍。
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名字叫高鹏振……他在群匪中，常为他们做排难解纷的领袖。他又能善体民意，对于地方的居民概不扰害。地方的人民都爱护他。官兵一来，百姓都争着给他去送信息。所以官兵没有法子缉捕他。日久天长，官兵也被软化了，都愿和他做朋友。他基本人数并不很多，至多不过五六十人。可是有事时，他可以号召起三千五千是很容易的。他的朋友很多，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在辽西十几县通行无阻，因为他到处都有朋友。做土匪已成了他的专门职业。但他为匪十余年，不曾杀过一个人，放过一次火，和奸污过谁家的妇女……他绑人的时候，多半是老百姓给他透信——应该绑谁？如何绑法？他绑出钱来，除了按规矩分配给同伙的兄弟们以外，把自己应得的提出一部分，分给那些穷困的百姓。靠他吃饭的亲戚朋友很多。他个人的生活并不奢华。找好了机会，每年做过两三次事，便够一年的花费。
我听了金同志这一番话，便接着说：“如此，这人也不能算为土匪，这简直是一个民间的英雄……”
张永兴拿着金的推荐信再次化装，赶赴新民县白旗堡的沙岭岗子（今属新民市姚堡乡红岭村），化名王立川投奔“老梯子”。而且，他与“老梯子”迅速发生了“化学反应”，成为令日军忌惮的抗日武装力量。无独有偶，“九一八”之夜，绿林首领高鹏振也在沈阳，正在小河沿的盛京施医院（今辽宁省肿瘤医院办公楼）养伤。他得知因东北军“不抵抗”，日军已占领沈阳的消息后，愤慨不能自已，星夜兼程赶回辽西，邀集各路首领，于1931年9月27日（也是救国会成立的时间）成立“镇北军”，举旗抗日。
（二）
张永兴的到来，给“镇北军”带去了新的变化。在张永兴的建议下，高鹏振取消了“绺子”“蓝把”的名号，定军头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
1931年10月10日，高鹏振在沙岭岗子召开军事会议，宣誓就任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张永兴以《满江红》曲调，将高鹏振写的誓词改成军歌。后来据当年参加救国军的义勇军幸存者记忆，歌词大意是：“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
由于救国军成员绝大多数是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为此，张永兴向高鹏振建议到锦州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相机援助合作，勿加摧残”，他自己也回沈阳，找到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莫子超，由他请来20多位军事人才，到军中传授军事知识，对队伍进行整训。这些措施，使救国军的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为之加强。张永兴也被视为救国军的“王军师”（当时化名王立川）。
为什么张永兴初来乍到便受到高鹏振重用和信任？
这与高鹏振的人生阅历与爱国志向密不可分。高鹏振1897年在辽宁省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出生。其父高品仲当过庄头，家有良田三四百亩、房屋30余间和商号两处，一是“成发和”（杂货店），二是“成发染”（染布店）。他有一兄一弟，兄高鹏阁，其子高永昌曾任高鹏振所部义勇军团长，后被日军杀害；弟高鹏起，曾任彰武铁路警察，后被日军杀害。高鹏振本人少年习武，在新民文会中学（现为新民高中）毕业，后考入奉天文会书院（现沈阳还有一段路叫文会街，便是因书院得名）。在文会书院读至二年级，他被父亲多次写信催回家中守业。
能文善武的高鹏振被乡民推选为首领，拥有百余人，护得一方安宁。他也兼做保镖，往来于奉天、热河、开鲁、通辽、郑家屯、四平等地。有一次，高鹏振从开鲁运私归来。东北军第二混成旅一营长抢镖，并将高鹏振一行13人扣押。后高鹏振索要无果，发生冲突，当场将官兵击毙9人，营长负伤。而那营长也因此将高家抄家。高鹏振又遭遇官兵劫马，最终走上绿林道。他绿林报号“老梯子”，广结豪杰，待人宽厚，深得人心，被辽西、热河一带“绺子”（土匪）推任总瓢把（总头领）。
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首举义旗，是东北第一支义勇军建立者，是东北男儿“三十万人不解甲”最早的剪影。富家子弟，学生，基督教徒，镖师，义军首领，心许家国、矢志抗日，高鹏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写“老梯子往事”，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著名作家莫言《红高粱家族》里的主人公余占鳌司令是否有高鹏振的影子？同样是胆大妄为、被逼为匪，同样是在民族大义感召下举起义旗，同样是誓死护自己家乡那块方寸之地……不过，与余司令相比，高老梯有可参加科举的文化底蕴，从而觉醒更早，抗日行动更为积极，在九一八事变后第9天便首举义旗。更重要的是，余司令或许有些许原型，但他是作者寄托着作者情怀与理想的虚拟人物，而高老梯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高鹏振，自然欣赏跟他有着共鸣的搭档、军师张永兴。九一八事变时，张永兴在家乡安东（今丹东）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上日本人的黑名单被通缉，幸在沈阳而躲过抓捕。他本就心怀“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的民族势力”的理想投奔高鹏振。九一八事变前，他先是爱国学生、基督教徒，反帝组织者，国民党党员……
于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义勇救国中“会师”了。
（下期见明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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