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欧洲评论｜2024年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及其思考（上）|德国_新浪财经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46篇。2024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究竟是特殊语境下的德国式危机，如所谓的“德国模式破产说”，还是在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某种表征？

即使秉性不属于悲观气质的人，在面对德国危机不断的2024年也很难得出不悲观的结论。这一年留在公众印象中的重大事件，从年初的调查组织correctiv揭露出的德国选择党以及其他极端保守和右翼人士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秘密聚会，讨论百万级的大规模遣返外来移民，而且还把这个骇人听闻的移民遣返计划冠之以貌似中性的“再移民”（Remigration）的称呼（参见：《德国政治年中盘点与展望②：又一个“东德党”与未来政治发展新选择》），到岁末马格德堡圣诞市场上发生恐怖袭击，一名沙特背景的移民驾车撞击人群，迄今为止已致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一头一尾的两起事件都围绕着外来移民和难民展开，既属偶然，也体现出移民和难民问题对于德国社会的冲击程度已经到了再也无法用“政治正确性”掩盖的地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也因为恐袭事件而不得不重新录制自己的圣诞讲话。

政治共识文化如何持续？

如果说俄乌冲突引发的德国安全和能源危机，以及无法以一国之力应对的移民和难民危机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不可控外在因素的话，那么德国的政治危机则更多要从内因上寻找解释。

作为观察和评论者，我在年初展望的时候，提出了“联合政府会解体吗？”的问题（参见：《“德意志式悲观”与三个“年度词语”（上）》）；在评论德国2024年上半年的总体状况时，对于德国三党联合政府难以统一内部意见有着近乎负面的评价——我称之为“德国政治与现实感脱节”（参见：《德国政治年中盘点与展望①：与现实感脱节的联邦政府还能撑多久》），预见到本届联邦政府“颓势难免”，可能“已经走到了执政的尽头”。然而，即使德国内部最为大胆的内政评论者也没有想到，“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居然会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第二天轰然解体，不仅为德国在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地位及其影响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且还选择了狼狈不堪的政治斗争套路，总理朔尔茨和财政部长林德纳相互攻讦（参见：《告别了曾经“美好时光”的德国“怎么办？”》）——当然，新闻界事后挖掘出的故事也证明了朔尔茨确实有理由大发雷霆：自民党内部已经为实现联合政府解散的目标准备了数月！直接由财政危机导致的政府危机，背后可能暴露了一个有关德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危机，需要德国社会进一步思考：在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德国战后形成的特有的共识文化如何持续？

朔尔茨在反对党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前解散本届联邦议院，启动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的进程。按照《基本法》第68条，朔尔茨向联邦议院提出“信任问题”（Vertrauensfrage），而且不出意料地没有获得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信任。联邦总统根据朔尔茨的建议，于12月27日宣布解散本届联邦议院。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随之进入联邦大选模式，大选日定在2025年2月23日。

按照德国《基本法》规定，如果要在某届联邦政府任期之内进行政府更迭，可以通过提前举行联邦议院大选和本届议院直接倒阁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见《基本法》第68条：“如果联邦总理要求对其进行信任投票的动议未得到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同意，经联邦总理提议，联邦总统可在二十一天内解散联邦议院。”这一条立法的原意是联邦总理用来确认自己施政得到了议院多数人的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衍生出所谓“真的信任问题”和“假的信任问题”两种不同意图。

朔尔茨总理因为自己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解体，社民党和绿党沦为少数派政府，无法有效施政，因而向议院提出信任问题的目的是失去议院信任、解散议院、重新进行大选。为了让朔尔茨总理成功失去议院信任，同属执政党的绿党议员特地集体投下弃权票，确保在投票时不会出现意外情况。设想一下，如果被认为是行走在违宪边缘和右翼极端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对朔尔茨的“信任问题”集体投赞成票，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也对自己的总理投下赞成票，那么朔尔茨不但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还将不得不继续以少数派政府的方式勉强执政，而且还要因为得到了极端政党的支持而留下政治污点。

第二种方式是《基本法》第67条中的“不信任投票”（Mißtrauensvotum）：“联邦议院只能通过多数议员选举联邦总理继任者的方式通过对联邦总理的不信任投票，并要求联邦总统解除联邦总理职务。联邦总统必须同意该要求并任命当选者。”也就是说，议院——一般是反对党——一旦通过了对联邦总理的不信任投票，马上就可以推选新总理接任。科尔在1982年接替施密特出任联邦总理，就是基于这一程序。

而按照“信任问题”的程序，在2025年2月23日大选之前，朔尔茨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将继续执政，在大选后也将作为看守政府执政到新政府组成之日。

如果联邦议院选举结束后能够顺利组成政府的话，那么至少在未来的两个月，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将被大选议题所左右，联邦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能力进一步受限。从各政党已经公布的竞选纲领来看，这次大选将是一场围绕经济议题的选举。

德国经济模式破产了吗？

三年前的联邦议院选举，德国社会上下还在为气候危机，也就是有关人类和地球未来的宏大命题而操心。世易时移，德国社会回归实实在在的“为稻粱谋”。也许，这才是普通社会的常态？

各政党之所以主打经济牌，是因为2024年德国经济噩耗不断。除了经济可能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之外，[i]对于德国社会冲击最大的可能还是汽车工业的危机（参见：《谁让德国汽车工业陷入了海啸级危机？》）。

无论是从行业的产值、就业人数，[ii]还是对于“德国制造”的心理支撑而言，汽车工业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汽车工业贡献了德国工业总产值的25.2%；行业就业人数（不包括供应商）77.3万人，占总工业就业人数的14%，仅次于机械制造业。但是，按照经济专家的计算，德国汽车工业应该继续裁掉13万名冗员：德国汽车工业在2018年雇佣人数达到了峰值即83万人，而目前的产量比2018年下降了23%，按照同样的生产效率进行计算，缩小后的产量仅需要64万人。[iii] 这就意味着，德国汽车工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变得“臃肿”，人员、成本、效率等基本经营因素之间比例失调。

德国汽车工业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不但没有衰退，反而获得了巨大成功。德国经济研究所（IW）在《德国汽车工业2024》研究报告中认为，德国成功地适应了世界汽车制造和销售的增长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来自中国的转变，从2000年到2017年实现了持续增长。这种成功可以称为“德国汽车工业模式”，即一方面依赖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布局，另一方面在高端汽车领域占据领先位置。[iv]这种模式保证了德国作为高端汽车研发和生产区位的运行。2023年，德国本土汽车产量在德国汽车工业总产量中仅占不到30%的比例，而且德国本土生产的汽车75%用于出口。德国汽车工业从2005年以来获得的销量增长主要来自中国。[v]

但是，这一模式在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技术转型面前难以为继。

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有代表性地发问：“德国经济模式破产了吗？”[vi]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事关经济专业的问题，欧盟与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否可能都与德国脱不开干系。国际观察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德国内外多种因素导致了德国经济失速：内部的原因有投资不足、数字化技术发展落伍、联合政府内三党执政理念每每相互抵牾等（参见：《告别了曾经“美好时光”的德国“怎么办？”》）；外部的原因包括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中国从德国的重要市场日益成长为竞争者等。

究其根源，德国经济如果想走出此次危机，或许不能再寄希望于景气周期的循环或不可控因素的偶然消失，而是要直面痛苦的结构性调整。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汽车工业和消费者必须接受汽车技术正在经历颠覆性变革的事实，而电动车在未来的技术方案中已经胜出。[vii] 电动车意味着汽车制造的核心将从数以万计的机械部件转向动力电池和数字化操控系统，“德国制造”不仅失去了传统优势，而且还因为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滞后有在国际竞争中落伍的危险。而整车部件数量的大为减少则意味着德国社会可能不得不面对转型过程中的工作岗位冗余问题。大众集团近日虽经劳资双方多轮交涉而暂时决定不关闭工厂，但是长期仍将逐渐裁员35000人、缩减德国工厂的产量，才能恢复德国区位的竞争力。[viii]

《性别自主法》与社会分裂

政党间越来越难达成共识，显然也是社会日渐分裂的缩影。2024年11月1日生效的《性别自主法》（全称是《关于自主决定性别登记和修改其他规定的法》，Gesetz über die Selbstbestimmung in Bezug auf den Geschlechtseintrag und zur Änderung weiterer Vorschriften）[ix]所引发的政治、社会和专业内争议就是其中一例。

“交通灯”联合政府曾经誓言以进步主义改造德国，这部法律带有深深的、尤其是绿党意识形态的烙印。朔尔茨称，“德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因此，我们正在调整法律，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现实。无论是在性别、姓名还是国籍问题上，我们都在内阁做出了重要决定，这些决定将使我们的社会进一步现代化”。[x]

但是，“多元化”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理论上每年都可以自主而不需要医学证明就可以更改性别，以及未成年人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更改性别？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进步主义与否的政治问题，而需要更为广泛的医学、文化、法律和社会的讨论。医学专业内对立法的意见并不一致：德国联邦精神医师公会（Bundespsychotherapeutenkammer）表示欢迎，并且认为未成年人还应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德国联邦医生公会（Bundesärztekammer）反对该法混淆了“在身体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明确确定的、绝不是可以随意获得的、而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与主观的性别角色归属感。[xi]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在立法过程中就严厉批评自主更改性别的法律混淆了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角色（Gender），含有滥用和侵犯女性权益的风险。[xii]联合国女性事务特别报告员蕾姆•阿勒萨勒姆（Reem Alsalem）致信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达了这部法律尤其可能引发的对成年和未成年女性保护的“担心”——信件长达17页！[xiii]

我们因而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法律引发了保守人士和右翼阵营的强烈反弹。联盟党在刚刚宣布的联邦议院竞选纲领中，明确表达了废除《性别自主法》的诉求。[xiv] 追求纯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德国选择党拒绝不符合“两性是生物学事实”的叙事，在竞选纲领草案中提出撤销《性别自主法》。[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