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讲堂】崔凡：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崔凡_新浪财经

转自：千龙网

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一、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贸发展日渐起色。在货物贸易方面，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持续增长，到2009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到2013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之后，从2017年到2023年连续七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服务贸易方面，2014年到2022年，我国连续9年保持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向贸易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强调：“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

贸易强国，意味着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更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更强，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多。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提出，“逐步变大进大出为优进优出，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这就是党中央不断深化贸易强国建设要求的过程。

二、贸易强国建设与新发展格局

一个国家或者全球货物贸易的出口依存度，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全球的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如图所示，蓝线走势体现了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的发展变化。从1970年到200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下滑、反弹并持续波动，直至目前都没有超过2008年的高点。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强。另外，我们看红线，它体现了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的发展变化。从1970年到2005年，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快速攀升，到2006年达到高点，之后持续下滑。

那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的持续下滑是否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重要性水平的下降，或是对外开放程度的减弱？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那么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自然会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经济增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2位，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也逐年上升。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越发展，社会分工越细，生产专业化程度就越高，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国内产品逐步满足内部需求，所以对外贸易依存度就会不断下降。比如，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出口依存度在10%以下，而我国在20%左右。当然，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增速仍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应的出口依存度还会不断下降。而这也反映了另一个客观趋势，相较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规模和重要性水平不断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贸易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具有“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特征。加工贸易是一种通过各种方式进口原料、材料和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加工出成品后再出口，从而获得以外汇体现的附加价值的经营活动。主要形式为“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也就是说，我国以低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吸引外资，引进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先进技术和设备，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一定外汇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贸易大国进程。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一般贸易增速明显高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正在转型升级。我们看，加工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就业，而且促进了工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而正是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加工企业的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水平就不高，干的又是简单装配的工作，所以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迅速减少，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同时，我们也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的新优势。也就是说，我国的主要优势来源由廉价劳动力逐步转变为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当前，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产业体系配套的完整，使得我国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日益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在新发展阶段中我国比较优势来源的转变，正如前面提到的，由廉价劳动力逐步转变为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哪些产业将会逐渐成为新的优势产业呢？就是规模经济型产业。简单地讲，在产业发展中，如果生产规模扩大，平均成本就会下降，产品竞争力就会增强，而且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也会为其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我们看到，很多规模经济型产业都是先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中发展起来，形成规模经济，再进入国际市场。比如，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2%，均创历史新高。由此可见，在规模经济型产业发展中，内需与外需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怎么理解？一个产业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平均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之后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外需，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加大出口。比如，有的新能源车企产品销往国外后，用获得的利润进一步改进产品，提升竞争力，从而在国内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规模经济型产业发展成为优势产业。那么，规模经济型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从何而来？经济学上，把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再看规模经济型产业，是固定成本较高的产业，而固定成本最典型的就是研发成本。也就是说，规模经济型产业是研发成本投入较高的产业。特征包括：网络效应强，比如现在的互联网平台，要有足够的规模，才能有竞争力；学习效应强，通过市场反馈，推进技术迭代，以技术、信息积累形成规模效益。由此可见，规模经济型产业往往是创新密集型产业，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有利于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一方面，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展创新密集型产业，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改革。以前，内贸、外贸两个体系是分开的，很多企业也只做外贸，很少涉及内贸。但随着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所以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内外贸规则制度衔接融合、市场渠道对接、产业链融合和产业创新，提升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国外市场环境变差，出口受限，那么企业就可以改为在国内市场销售，不仅可以保留渠道，继续生存，而且还能扩大生产规模，更具竞争力。

总的来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长期战略，而非权宜之计。要认识到，新发展格局不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而是顺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客观趋势提出的一个长期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积极战略，而非消极战略。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打造规模经济型产业，也就是创新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合作中的新优势，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开放战略，而非封闭战略。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外，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通俗地讲，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内循环看，其根本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从外循环看，其根本就在于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由此可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延伸。

三、贸易强国建设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贸易强国建设，本质上需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对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决定》从五个方面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这五个方面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可以说，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具体工作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第一，更大范围的开放。这既包括国内开放区域范围的扩大，也包括国外开放对象国范围的扩大。从国内开放区域范围的扩大来看，正如《决定》所提出的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渐由沿海延伸至沿边、沿江和内陆地区，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开放由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逐步延伸到西部地区。目前，东部地区仍是我国外贸的“压舱石”，而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速加快、领跑全国，正逐步成为开放前沿，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加强。从国外开放对象国范围的扩大来看，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我国开放对象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扩大向周边国家开放。也就是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开放对象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总的来说，我们在推动双向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向西开放、向周边国家开放，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

研究表明，当前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是一个以中国为中介的“双环流”体系。这里面，一个环流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另一个环流是在中国与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以贸易和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初期，发达国家以投资、外包等形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我国，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条件。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之后，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至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当前，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持续迈进，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由此可见，在这个“双环流”体系下，我国越来越发挥枢纽、节点的作用，把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连接起来，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从而实现共赢。

为什么我国如此强调合作共赢？从21世纪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GDP占比变化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GDP占比从2000年的20%增长到2022年的40%，增长的这20个百分点中很大比例是由中国贡献的。可以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GDP占比从不到4%增长到17%左右，增长的幅度最大。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总体约有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巨大，如果加强合作，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机会，实现共赢发展。另外，也要看到，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GDP占比总体达到60%左右，仍占较大比重。我们也要通过加强合作来巩固这些传统市场。

第二，更宽领域的开放。《决定》指出，“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从建设贸易强国的角度看，我们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对此，《决定》也作出具体安排。在货物贸易方面，《决定》指出，“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话语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服务贸易方面，《决定》指出，“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当前，商务部已经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给予其他缔约方或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而且大部分是以正面清单模式进行承诺的。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将为全球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合作提供新的机遇。《决定》还指出，“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离岸贸易发展，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什么是离岸贸易？比如，一家深圳的贸易公司，从某种渠道购买了一批越南商品，未经过中国海关，直接就卖到了马来西亚。这种贸易就是离岸贸易。随着我国境外公司的增多，出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而这也体现了我国对外贸易地位的提升。在数字贸易方面，《决定》指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什么是数字贸易？是指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据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贸易。在货物贸易中，跨境电商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下单和结算，购入或售出的却是实体商品。这是以数据订购为特征的贸易，是数字贸易的一种形式。服务贸易，是以数据订购与交付为特征的贸易。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迅速发展，如远程教育、医疗等行业，拓展了贸易发展空间，培育了新增长点。

第三，更深层次的开放，必然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对应流动型开放提出来的。通过制度型开放，可以提升流动型开放的水平，有利于提升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从开放手段来看，制度型开放更加重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决定》指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制度型开放，一方面是通过与一些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协定，另一方面是通过自主开放平台，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以及自主开放工具，如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从对接国际高标准来看，《决定》指出：“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推动制度型开放，实行“双轮驱动”，就是坚决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面向全球建立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同时，还要实现双向对接，一方面参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谈判与塑造。也就是说，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以先行先试推动制度集成创新。同时，也为我们参与国际规则谈判积累经验。因此，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谈判，实现对等开放，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自主开放。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贸易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