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江：思考海派文化的十个维度|海派文化新论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本文刊载于2024年12月3日《旅游时报》第12版

海派文化是上海积极倡导的三种文化之一，其研究在上海学界已有不少年头，但普通大众甚至许多知识人仍然认为含混不清，以致于拿程十发先生所言“海派无派，但有文化”，陈家泠先生调侃“海派文化有东有西，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是个好东西”等作为生动有趣，虽然很妙，但毕竟不能代替学理性阐述。本期大师课就跟随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徐锦江从十个维度的思考，来了解海派文化的深层意义。

海派文化是否已过时

对于历史上的海派，其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解，其实在《上海通史》、《海派文化新论》、《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论文中已基本阐述清楚，其中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海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似已成为过去，因为它当初的某些特征已逐步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程度也在深化，而且昔日的上海已成陈迹，与京派对称的海派的社会条件正在消失，所以，海派已是一个历史词语。但作为艺术、文化上的风格来说，仍是现实的，我们还随时可以听到海派散发的气息，有你，有我，有他。”

但如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社会-空间框架中，以及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系中来看，狭义的“海派”一词虽已过时，广义的海派和海派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究竟是已经终结，还是延续与断裂，延续与改造、或者扬弃与新创的关系，仍然是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海派文化是否属于地域文化

海派文化定义繁多，但相比1950年代就有150多种文化定义，实属正常。在《海派文化新论》这本书中表述为：“海派文化是一种发端于上海，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域的现代性都市文化类型，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

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各种新的文化滋养而形成”。因为有一个“海”字，海派文化很容易被简单误读成上海的地域文化，这是完全从地域文化的概念上去认识海派文化了。

可以这么说：海派文化不等于上海文化，但最能代表上海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表达。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观察，海派文化的生成离不开上海这个地域，是上海文化哺育了海派文化，没有上海，就无所谓海派文化。但从文化传播与功能的角度看，海派文化却已突破了地域界限，表现出它在中国近代都市文化中的示范性和普适性。

海派文化的时空缘起

从空间看，上海通江达海，地理优势明显。罗兹·墨菲先生曾分析上海的三大优势：一是长江三角洲平原几乎完全平坦，二是有着比旗鼓相当的华南各港市更加舒适的气候，三是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途，同时处于远东航运的焦点和大西洋与美洲之间的正中位置。

从时间上看，上海早期发展几乎与欧美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步，1946年来到上海的著名作家贾植芳先生回忆道：“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

海派文化的特征概括

描述海派文化特征的词汇很多，正面的有多元、灵活、好学、爱国、理性、务实、得体、自律、精致、精细、专业、摩登、守信用、有情调、有品位、有分寸；负面的如小气、抠门、排外、势利、高傲等。用上海话来概括，还有克勒、老举、登样、懂经、上路、有腔调、门槛精、拎得清等。

试图用某几个概念来定义海派文化，都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但正是这些庞杂的词语系统构成了海派文化在价值观、规范和实体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丰富内涵，构成了一般文化定义上所指称的差异化的整体生活方式，使海派文化的内涵更加完整和复杂。海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特征应该是“开放、创新、包容”，是“海纳百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如果还要进一步延伸的话，或者还可以加上一个法治精神。

海派文化的空间生产

过往的海派文化研究较注重表征概括，对其背后的城市空间生产则较为忽略。历史上的海派文化是港口贸易、文化融合和战争环境的产物，再深入一步分析，其实还是当时包括治理模式、人口规模、交通条件、社会结构、市场体系、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商业伦理、法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场景等在内的关系空间生产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的产物。

从表征空间看，河浜变成了马路，沙船变成了轮船，书信变成了电话电报，石库门变成了花园洋房……甚至公共音乐、摩登时装、工艺美术、体育运动、电影放映等，让人眼花缭乱。如此这般，通过海派文化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经过起码30年一代人的积累，终于伴随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上海话和上海生活的成熟，海派文化自下而上，通过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自然传播，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地影响了市民的思想观念。

海派文化的都市特征

芝加哥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与上海社会的成熟几乎同步，其所参本的城市芝加哥也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母本，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上海社会恰如其分。其代表人物沃思曾归纳了“城市主义”的三个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

从人口规模和密度看：开埠前的上海人口虽只有25万，但已经“五方杂处”，本土力量并不强大。开埠以后，城内人口、江南人口和各国难民大量涌入上海，上海的人口以几乎每10年递增100万的速度爆增，至1940年代达400多万，已是世界上的超大城市。今天，我们想必都知道人口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因为人口频繁的交流也带来巨大的文化创造活力，无疑加速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从城市形态和异质多元看：一市三治三界四方的治理格局无疑是多元文化的政治基础；发达的交通和水电煤设施，以及中外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一系列建筑景观构成了市政基础；大学、银行、法院、证券市场等的兴起构成了社会基础；电台、报刊、杂志、出版等文化机构的快速发展构成了传播基础。公园、剧场、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空间的崛起构成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熊月之先生将此时的上海比作“袖珍地球”，并认为纽约、巴黎、洛杉矶尽管也是移民城市，但“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海派”与“海派文化”

“海派”一词1910年代在社会民众口语表达中广泛使用，最早出现在戏剧、绘画领域。“海派”一词真正的成熟期应该是在清逊民立之后的1910-1930年代。1949年以后，针对“海派”的讨论暂告一段落。到20世纪80年代，“海派”重新回归学者的视野，如何看待“海派”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为此，各界学者召开了很多围绕海派文化的大型研讨会。

“海派”与“文化”相连最早是在198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牵头召开的“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上，出发点已经是从积极、正面、肯定的意义上去认识海派文化了，到了世博会期间，提出新海派文化，则完全是将其作为上海进一步发展的文化资源，所以海派和海派文化两个概念应该区分清楚，海派或带有贬义和否定性，而海派文化则在讨论中滤清为积极的肯定性概念。

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

同在1990年代，在“迈向21世纪的上海”大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上海要率先进入全国的中心城市乃至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就要把上海的海派文化、时代特征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它推到一个新高峰”。在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中，又提出了“赋予海派文化新的内涵”的命题，并与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相连。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在解读“海派文化的新内涵与历史责任”时，强调“上海文化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化融合’的途径，将多样人群、多元文化，炼就为‘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精神’，以呈现出具有上海自身鲜明特征的全球城市文化、新海派文化风格。这就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

海派文化当下的研究重点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再构和国际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围绕“开放的上海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命题，新时代的海派文化研究可以有如下面向：

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与红色文化和江南文化是什么关系；海派文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如何将海派文化注入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塑造；如何运用海派文化的景观、场景和非遗成果进行城市品牌形象的国际传播；如何通过海派文化的实践全面提升上海城市提升软实力；等等。将不限于此的问题一一研究清楚，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以在“历史渊源”中发现海派文化的“当代意蕴”。

新时代海派文化的内涵

海派文化是全球视域下中外文明激荡交汇的结果，是具有本土特质的全球文化。海派文化既具有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律，又具有深沉的中国内涵，更具有鲜明的上海特色。

新时代海派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现代表述，具有内在联系且互为支撑的六个层面特质和取向，即：“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开放引领的国际视野”“创新发展的市场机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依法治理的制度保障”和“经世济用的实践路径”，六位一体为海派文化建设的当下与未来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

对此，需要打造研究高地，不断开掘海派文化生命力；打造标识高地，不断强化海派文化亲和力；打造传播高地，不断提升海派文化影响力；打造产业高地，不断激发海派文化活力；打造演艺高地，不断彰显海派文化魅力；打造素质高地，不断赋能海派文化动力。相信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引下，新时代海派文化的伟力一定可以超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活力。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