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染津沽文化写成京剧史（图）|天津市_新浪财经

转自：天津日报

　　倪斯霆新著《觉醒年代中的“旧戏痴”——张厚载传》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张厚载是一个非常生疏的人物，但他却曾名噪一时，中国现代文坛第一桩公案他是主角之一，“四大名旦”等京剧名家与他交往甚厚，他还是当年宣传和盛赞梅兰芳的“梅党”中坚，并留下了《听歌想影录》《歌舞春秋》《京戏发展略史》等戏曲著作。

　　本书作者倪斯霆1961年生于天津，退休于天津市出版研究室，职称编审，从事民国通俗小说及天津近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新闻史研究三十余年，出版过多部专著。正是由于张厚载的一生颇有故事亦颇具传奇，而这些故事与传奇又和天津密切相关，故从上世纪末开始，倪斯霆便多方搜集相关史料，曾于《纵横》杂志上发表了国内首篇张厚载生平研究文章《张厚载与现代中国文坛第一公案》。其新著《觉醒年代中的“旧戏痴”——张厚载传》史料充分、逻辑严谨、叙述精益求精，带读者领略了这位戏曲理论家的非凡魅力，也解读张厚载在新旧文化碰撞中的独特立场。本文对书中内容进行提炼，简要呈现了张厚载的部分人生经历。

　　读书时迷上了看戏

　　入职银行兢兢业业

　　张厚载出生于1894年，原籍浙江淳安，早年随父母迁居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家人离京，“避祸”于天津租界。1939年出版的《新天津画报》刊有张厚载文章《津门偶忆》，其开篇便写道：“余初来津门，在前清宣统三年，时革命军兴，余侍先严先慈，自旧京举家抵津避难，僦居于日租界旭街纯厚里。”宣统三年，即1911年。纯厚里所在区域，属于当年天津黄金地段（今和平路北段），开发于1908年，当时正在陆续建房成巷，住房均为二层小楼。

　　父亲张颉篯为张厚载选定了天津新学书院。该书院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1902年在津创办，是一所开风气之先的新式教会学校，地处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

　　作为京剧发祥地，北京名伶荟萃，当年外埠约聘“京角”，多由津沽这个大码头中转，而南方伶人进京献艺，也愿先在津门“挑帘”亮相。故此，各类戏班南来北往过津演出频繁，并由此造成天津在戏曲行有“过路班”之称。清末伶界流传“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钞”之说，这里的“唱红”，指的便是天津作为京剧第二发祥地的繁盛。

　　如此热闹的舞台盛况，怎能不吸引客居津沽的“小戏迷”张厚载？于是上课之余，他便成了家门口几家戏园的常客。为了记住看过的戏和“捧”过的角儿，他产生了用笔记录的想法。据他后来追忆：“余时年十七，喜弄笔墨，每以剧场所见，濡笔记之。”记忆较深的，是他“曾记谭鑫培一日在下天仙演《托兆碰碑》，前排座售价八角八分，余及余弟，趋往聆之。余叔岩，时艺名小小余三胜，亦常在下天仙露演，余侪亦常往顾曲，以《失街亭》一剧为最满堂”。

　　关于谭鑫培这次在下天仙演《托兆碰碑》的盛况，天津档案馆相关史料亦有记载：“民国元年，轻易不来津的谭鑫培在该园演出了《托兆碰碑》，远在乡村的戏迷闻讯后，带着干粮，赶着马车，星夜启程，午后到园，排队购票。”由此可见，张厚载当时所记确可补今日戏剧史之遗。

　　在新学书院初中部毕业后，张厚载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后因卷入恩师林纾“诅咒”新文学家公案，在五四运动前夕被学校开除。1926年初夏时节，他受梅兰芳等人之助，从北京返回天津，入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不久又携家眷移居天津，在法租界杜麦路（今丹东路的一部分）赁房而居。

　　当时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地处法租界巴斯德路（今赤峰道上解放北路至和平路段）与巴黎路（今吉林路）相交处，是一座二层带角楼的法式建筑，其掌门人为资深银行家卞白眉。

　　张厚载入职时，除经理卞白眉外，还有副经理五人，会计主任、出纳主任、发行主任、文书主任各一人，分管具体业务。这些人除了卞白眉在经理室公干外，其余均在柜台内办公，每日签发各种单证、报表及审核盖章，并对分管业务及时进行调度和管理。身处这样的工作环境，张厚载自然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

　　为《北洋画报》撰稿

　　融入津沽文坛报海

　　张厚载重返天津时，冯武越正在筹办《北洋画报》，二人相识后遂成好友。张厚载帮画报组稿、编稿，被聘为不拿薪酬的首任主编。冯武越操办广告、发行等经营业务，编辑部里只有“主编”张厚载一人，沽上文人王小隐、吴秋尘等只是临时帮忙。

　　创刊当年，张厚载为《北洋画报》撰写了《记扇》《日剧之一瞥》两文。前者随图介绍了梅兰芳、程砚秋、罗瘿公等人为他所画之扇；后者则是在天津皇宫电影院观看日本名伶守田勘弥等演出日剧《三社祭》后，所撰有关中日演剧比较的一篇文论，夹叙夹议，亦极具现场感，如文末写道：“是夕场中座客极挤，而三分之二，为日本人。包厢中，就余所可辨识者，有黎元洪、张绍曾、曹汝霖、朱深诸人。”

　　在画报创刊一周年时，张厚载写了《北洋画报一周纪念》：“天津社会爱读画报的，都买上海的画报，所以在‘北洋’没有出世以前，天津街上充满了上海各种的画报，这也可见画报在天津是怎样的需要了。”

　　冯武越常邀张厚载外出散心，如1927年春节前夕，冯武越和好友吴幼严约上张厚载去旧俄国公园溜冰。即使游玩，张厚载仍不忘为画报撰稿，记下俄国公园内，“残雪皑皑，疏林郁郁，行至冰场，则溜冰者已竞在冰上作惊鸿游龙之舞艺。笔（冯武越）、松（吴幼严）二公，亦相约入场。笔则飞走之时，稳如笔立；松则奔驰之际，恍若松行。盖皆精于此道也。一俄妇甚肥硕，旋仆旋起，再接再厉，是亦冰场之女英雄矣”。

　　溜冰张厚载不行，跳舞他则在行。有此同好的冯武越经常拉着他走进舞场。张厚载写下的一系列文字，如今也成了人们了解、认识旧天津舞场以及娱乐业难得的一手资料。比如1927年1月，天津留美同学会举办化装跳舞大会，冯武越偕张厚载亲临其盛，事后张厚载在画报上著文赞曰：“华人跳舞，除留学界外，能者甚鲜，是以华人组织化装跳舞会，更属罕见。”由于《北洋画报》的影响力，此文刊出后，各种形式的跳舞大会遂在津门风行开来。通过《北洋画报》，张厚载很快便融入津沽文坛报海之中，而且很快便成为个中名人。

　　抗战胜利后移居上海

　　写出首部京剧史专著

　　抗战胜利后，张厚载移居沪上，在交通银行任职。工作之余，除不时地与梅兰芳、冯耿光等旧友雅集外，已完全放弃了剧评写作，而开始深层次地思考中国戏曲艺术的精髓神韵与前世今生。在政权鼎革之际，他不仅出版了富含精准梨园史料的《歌舞春秋》，还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推出了中国首部京剧史专著《京戏发展略史》。

　　1949年，55岁的张厚载因病从交通银行退休。他居家调养、看中医，同时努力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中。他去看解放区的大秧歌，还到解放剧场、兰心大戏院观看了新歌剧《白毛女》和《血泪仇》，并著文认为：“这两个戏都是沿用旧京戏表演上的象征手法，而又采用话剧舞台上的灯光布景，唱调却又采取‘郿鄠调’等各种戏曲的唱腔，音乐方面，更有新的配合，这都表现了努力进取的精神，同时也发挥了教育群众的作用。这可说是新歌舞戏的模型。将来自然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最好再求其洗练精简），多所创造。尤其是各处地方戏的优点和特色，更可以大量采用。程砚秋近来正在调查全国各地的戏曲，将来对于戏改运动，尤其是对于创造新京戏和新歌舞戏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1954年，张厚载接受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颁发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书，抱病著述，写到1955年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