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构建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祭祖_新浪财经

转自：衢州日报

　　周莲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特征，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当口，乡村治理主客体以及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探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是当前乡村建设的重大课题。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乡村形成独具的文化网络系统，如地方习俗、村规民约等，至今发挥着重要治理功能。要“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要探讨乡村治理主体在党建统领之下治理权力均衡协调的政治逻辑、组织逻辑和生活逻辑，为党在基层发挥统合功能找到有效路径，探索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乡村基层治理组织的合力机制。另一方面，乡村要达到善治，需要依托乡村社会自身独具的文化土壤，重视发挥乡村内生制度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功能。乡村治理主体在乡村文化网络系统中如何协调运行合理发挥治理效能，是建立一个与乡村文化土壤相适应的“现代+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本文以江山市南坞村乡村文化为例。

　　一、南坞三月三——党建引领重塑乡村文化网络运作微观场域

　　江山市南坞村建于南宋初年，村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2019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里主要聚集杨姓村民，有同宗内外祠堂两座。每年举办盛大祭祀活动，俗称“三月三”庙会，延续三天。2008年祭祀活动被评为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坞村具有比较完备且功能完善的传统乡村文化网络，也发展了符合村民需求的社会组织，如杨氏太极拳队、南坞排舞队等。

　　在“三月三”文化活动中，乡镇党委以及村支委领导下的党员队伍作为基层的具体执行者，具有乡村治理权力主体性的权威合法性，参与文化活动的各个环节，在治理过程中处于中心结点，参与引领相关文化活动，构建了一个党建引领重塑乡村文化网络运作时空微观场域。

　　1、祭祖仪式：南坞村党建与传统儒家文化传承载体的互融治理

　　杨氏祭祖是整个文化活动的核心环节。祭祖仪式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杨氏后裔长者主持整个祭祖活动，包括祭拜仪式、诵读祭文、杨氏儿童诵读杨氏家规祖训以及在宗祠外的巡游活动。巡游结束，杨氏子孙到宗祠内领香饼，体现家族传承。整个祭祖仪式的组织架构及参与人员由村支委与族内长者共同进行协调安排，涉及杨氏后裔百余人。村支委及大部分党员身为杨氏后裔，在祭祀活动中承担着活动前的人员安排、活动内容安排，活动中的组织协调以及紧急情况处置。整个文化活动呈现党建引领与传统儒家文化重要载体联合村治的典型特征。村级党组织在实施相关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基层党组织的能力与担当，在乡村传统儒家文化传承载体中树立了治理权威。

　　2、民俗活动：南坞村党建主动嵌入大众文化载体

　　“三月三”文化活动持续三天。在祭祖活动结束后，后续开展非遗文化展示、农特产品展销、民俗手工艺体验、体育竞技项目、当地传统民间特技杂耍、南坞村歌演唱等活动，伴有民众自发的市场交易和祈福行为。这些文化活动参与群体有本村自发组队的排舞队、拳队、村歌演唱表演队，还有大量外村人员、城市居民慕名而来，是具有明显世俗性质的大众文化活动。南坞村基层党组织将大众文化活动区域网格化，党员干部主动投入文化活动空间场域，参与组织治理，维护大众文化空间有序发展。村两委适时进行文化示范户、绿化示范户、好媳妇好婆婆等表彰活动，在大众文化空间培育向善向上的文明乡风。通过主动嵌入大众文化空间，村级党组织有效发挥了自身的统合能力，在大众文化场域积累了治理资源。

　　二、党建引领乡村文化网络重塑逻辑

　　南坞村文化活动构建了一个党建与乡村文化网络互动协同治理的微观场域，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经典模式。南坞村文化治理框架是一个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之下的现代乡村治理典范，蕴含着党建引领乡村文化网络重塑逻辑。

　　1、党建引领的政治逻辑

　　乡村党员兼具村民身份。双重身份的性质决定了乡村党建可以沉浸式地融入到乡村文化网络之中，可以同时发挥好党建引领与赢得文化网络系统话语权的功能。南坞村祭祖活动的成功案例有效验证了这一政治逻辑。因此，运用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引领力，牢牢把握住乡村文化网络的中心结点，既能将基层党建牢牢地扎根于乡村文化土壤，也能引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良性协调发展，从而增强乡村凝聚力。

　　2、基于村民需求的生活逻辑

　　当前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多体现在精神生活层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重要内容。能否满足村民精神生活需求是重塑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逻辑。未离乡的村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一方面体现在积极参与由政府提供的文化活动中，另一方面自身也在创造文化生活载体，如南坞村村民自发组建的排舞队、拳队等。在外的村民基于故土回忆，对乡村文化存在强烈的乡愁渴望。这些社会心理的产生体现了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富有的追求。因而，重塑乡村文化网络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开展治理的需要，更是对村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回应。

　　3、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组织逻辑

　　乡村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网络系统，蕴含着内生的乡村道德伦理，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具有软性约束功能。党的领导如何更好在乡村发挥作用，需要在乡村找到可依托的文化土壤。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激发乡村传统文化治理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乡村社会服务，是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必要的组织逻辑。

　　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乡村要达到善治，既需要内外力量的多方参与，也需要依托乡村社会自身文化土壤。如何让治理力量在乡村协调运行合理发挥治理效能，需要建立一个与乡村文化土壤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系。乡村内部文化网络并没有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影响而消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网络逐渐复苏。如何发挥乡村文化网络的正向治理功能成为新课题。在“党建+”的统合治理创新模式下，充分发挥党建统合的引领、吸纳、协调、聚合功能，对乡村文化网络进行重塑，建设以党建为引领、乡村文化网络为依托的乡村治理体系，是达成三治融合有效善治的现实需求。

　　构建党领导之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需进路。重塑乡村文化网络，其一是需要重新激活乡村内部文化网络主体的活力，提升乡村自治的效能。其二，必须明晰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是新时代新征程下乡村社会治理的需要。新时代乡村文化网络具有自身的文化象征与表达，拥有乡村治理话语能力，能够发挥乡村自治与德治功能。当然，乡村文化网络治理权力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符合法律效应的大框架下，共同参与构建符合现代治理理念与激发村民自治能力的乡村治理内生权力组织力量。

　　（作者单位系江山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