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玻璃壶，2002年山西省大同市迎宾街北魏墓群出土。付洁/摄1867年，王韬游历欧洲。在他后来撰写的《博物大观》一文里，王韬提到一座“窗牖栏槛，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精莹”的大型建筑，这就是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展览场馆水晶宫。
水晶宫作为19世纪的英国建筑奇观，以钢铁为骨架，玻璃为主要建材，整座建筑使用了面积9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8.4万平方公尺的玻璃（约8个半的标准足球场地面积）。水晶宫最初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1854年被迁到伦敦南部。难以想象这样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带给当时的人多么大的视觉震撼，可惜的是，水晶宫在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
不过，建造这样一座水晶宫的设想并非19世纪才开始。在讲述释迦牟尼生平的《修行本起经》中，就有佛以神通将两座城“变为琉璃。其城洞达，内外相照”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早在1500多年前，北魏平城时代的第三个皇帝拓跋焘统治的时期，就建造过类似的玻璃建筑。
439年，雄才大略的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地区，结束了西晋分裂之后中原地区百余年的分裂割据，丝绸之路重新迎来了繁盛。作为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平城（现山西大同）也聚集了四方商旅。其中，就有一名掌握了玻璃制作技术、来自中亚地区的商人，毛遂自荐称能够制作玻璃。《魏书·西域传》里记载这位商人：“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
这段文献经常被学者征引，用来说明国产玻璃的生产。近年来，在大同的考古发现中，不断有北魏时期国产玻璃器的出土，这些玻璃器从器型到成分都是源自本土，因为许多玻璃器呈现蓝色，所以又被称为“大同蓝”。
但是，少有学者注意到这座“光色映彻”的水晶宫与“行殿”的关系。“行殿”就是可以移动的宫殿，这在描述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并不罕见，其基本形态就是逐水草而居的毡帐。
西汉桓宽《盐铁论》中论及游牧民族“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他们居住的毡帐在古代有不同的名称，“穹庐”是常用的名称之一。《汉书·匈奴传》中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的注中说：“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姜夔在《契丹歌》中写道：“一春浪宕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
这种穹庐有的与车结合，可以说是最早的“房车”。《辽史·营卫志》里提到契丹人的统治区域地跨长城南北，境内多民族聚居，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所谓“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草原民族造车的技术也很好，有一个因为造车出名的民族高车族，据《魏书·高车传》载：“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
穹庐到处即为家，游动与迁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汉文帝时期，北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在与汉使的论辩中说：“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漠，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所以，即使游牧民族南下，有了定居生活之后，也处处可见游牧生活带来的影响。
南齐永明十年（492年），南齐使节出使北魏，看到北魏祭天仪式的穹庐，可供百人宴饮休息——“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伞’，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近年来出土的北魏墓随葬明器和壁画中，多有穹隆顶毡帐（即穹庐）的模型和画像。2000年，大同城东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了3件毡帐模型，均为泥质灰陶片捏制而成。2006年发现的大同沙岭北魏墓群壁画宴饮图中，绘有大小不等的5顶毡帐。特别是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毡帐模型，乃是平城时代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例证。
草原民族的穹庐可以做到非常大。蒙古统治者居住的穹庐被称为斡耳朵。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在游记中记载了贵由大汗时期的斡耳朵：“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人们已经搭好了一个很大的紫色帆布（毛毡）帐篷。据我们认为，这个帐篷大可容纳两千多人，四周围有木板栅栏，木板上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元《经世大典》载：“是月（元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铺设，省下随路民匠府为之。九月十三日，输之留守司成造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从地毯面积不难想见，该殿可容纳千人以上。
诗人柳贯在《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中写道：“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并注：“车驾驻跸，即赐近臣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纳数千人。”
回到《魏书·西域传》中来自中亚的商人在平城制造的“行殿”上来，“行殿”应作可以移动的宫殿解。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记载：“鞑主曰徙帐，以从校猎，凡伪官属从行曰起营，牛马槖駞以挽其车，车上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北魏时期的“行殿”，应该与此相仿佛。
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的云冈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昙曜五窟”，每座洞窟有一尊大像，象征着北魏太祖以下五帝。洞窟的形制为椭圆平面、穹隆顶，这种窟形原来被认为是模仿僧人修行的草庐。
但近年来，佛教考古学者杨泓先生认为这种窟形，在南亚、中亚到中国新疆、甘肃地区皆无先例，“想来北魏时鲜卑拓跋族选用本民族传统居室穹庐的形貌，来创造佛的居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杭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11月15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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