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菊：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_新浪财经

转自：千龙网

刘京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推广，成为各国政界学界关注研究的焦点。

11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由倡议而不断发展，内容日臻丰富成熟，不仅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且由理念转化为行动，通过多个实践平台不断走深走实，实践项目也不断开花结果，各参与国联系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而提出的一种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案。这种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案，既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而“和合”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重视和合文化，曾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

和合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建构内涵着和合精神，是对和合文化的秉承和践行。

一、和合理念的基本内涵及精神要旨

（一）基本内涵

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其理念自古以来便被中华文明所崇尚与应用，纵贯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被各时代、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所表达，涵盖自然、社会、人生立身处事、齐家治国等人文社会论题的方方面面，是贯通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基本观念之一。

早在殷商时期，“和”“合”两字还是作为单一概念使用，分别指不同事物之间的融合、结合。后来，“和”的内涵不断丰富，涉及人际关系处理和社会治理，如周公曾代周成王发布诏令，提到“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也就有了和谐、和睦、和顺的意思，同时也体现了个人、家庭的和谐对社会的必要性。“合”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后来有了符合、汇合、聚合的意思，如人与人品德相符或行为聚合。

到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连用，构成了“和合”的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即“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可见，“和合”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体现的是多样性的统一。西周末年，史官史伯在与郑桓公讨论西周是否会衰亡时，批评了当时周幽王所采取的“去和而取同”政策，说周幽王排斥有德贤明之臣，而宠爱奸邪昏庸之人，实行专制，结果就是只会有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味道、一种事物。只有一种声音成不了音乐，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有一种味道成不了美味，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比较，所以史伯认为周幽王最终会导致周的衰亡。史伯的论说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认为“和”是“以他平他”，即聚合不同的事物而得到平衡，强调的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和谐，有着对多样性、新事物产生的包容；“同”则是“以同裨同”，即排斥异己、机械地叠加无差别的单一事物，结果就是没有继续、没有发展。

齐景公一次打猎归来，在遄台休息，有晏婴陪同。这时，近臣梁丘据驾车赶到。因为梁丘据平日对景公极为顺从和讨好，所以景公说，只有梁丘据才与我和谐、无间隙。晏子则认为，梁丘据与景公之间只是保持一致，是“同”而不是“和”。景公问晏子，“和”与“同”有差异吗？晏子说，“和”如同做羹汤，是不同材料、调料经过厨师的加工，补充味道不足的、冲淡口味过重的。不同材料之间相对相济、相反相成，就是“和”。经过“和”的过程，烹饪的羹汤才会味道鲜美，人吃了后才会心平气和。如果只用清水去调和清水，谁还会去饮用？如果琴瑟只弹奏同一个音调，谁会去听？晏子用羹汤之喻来讲君臣关系，指出君臣之间也应该是不同观点互相启发、协调、补充，而不是一味顺应、顺从。只有不同的意见冲突、融合，才能互济互补，国家才能政通人和。

后来，儒家的孔子继承了“和”“同”之辩，以“和”来论为政，提出为政如果只是单纯的“猛”，必然残害百姓，如果只是单纯的“宽”，必然导致百姓懈怠，所以“宽”“猛”相济才是和谐的理想状态。孔子还说，治国处事、礼仪制度甚至为人处事，都应该以“和”为价值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面对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墨家的墨子更是将“和合”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等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来论说。墨子说，在古代，人类刚刚诞生时，人们用言语表达各自的意见，而每个人的意见不同。如果以自己的意见来反对、批评他人，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就会导致彼此间的相互攻击。家庭内的父子、兄弟会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导致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由此可见，天下百姓也会互相仇怨、残害，以至于有余力不能帮助别人，有余财不愿分给别人，有好的道理不愿教给别人，结果就是国家离散、天下大乱。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的基础与支柱。墨子认为，只有“尚和合”，才能消除怨恶仇恨，促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富强。

“和”或“和合”的理念，不仅可用于论说社会政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还是天地万物存在的状态和根源。道家的老子从天地万物生成的角度阐释了道作为万物之本源本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其本身蕴含着的“阴”、“阳”互相作用的道理。所以，包含阴阳对立差异的“和”，正是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方式。

古代典籍中的这些论说阐明了和合理念的基本内涵，而这些内涵和涵盖层面在后来社会发展中都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丰富。和合理念涵盖的内容是多层面的，贯穿于自然、社会与人际的各个方面，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万邦协和”等。可以说，“和合”是贯穿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普遍性原理之一，也是人文精神的精髓。

（二）精神要旨

1.承认多元，尊重差异

和合理念承认多样事物的存在，而不是单一、一元地看待事物。“和”本身就包含着差异，“合”也是指差异元素间的融合、合作。所以，“和合”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共通”而非“共同”。这种对多元、多样性的包容、承认，是基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客观现实的观察的。

古人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万物，创作八卦来表达万物的情形状况，探究事物的本质本性。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人们看到了万物的千差万别。战国时期，一个叫陈相的人向孟子宣传农家的主张——不管是绸还是布，只要尺寸相同，价格就都一样；不管是丝还是麻，只要重量相同，价格就都一样；不管是好鞋还是坏鞋，只要尺码一样，价格也都一样。孟子听后批驳了这一主张，说万物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是客观情形、事物的自然状态。物品千差万别，是由各自不同的属性决定的，如果用一个标准看待，就是扰乱天下。工艺粗糙的鞋和工艺精良的鞋，只要尺码一样就一个价钱，那谁还肯做工艺精良的鞋？合适恰当的方法就是看到实物的千差万别，顺其自然，制定不同的标准。

承认多样、包容多元是“和合”的首要特质，而承认多样、包容多元的导向是对事物个性的理解和尊重。道家的老子说，道借助阴阳二气的冲突、融合而生万物，是“道法自然”。差异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是自然万物生成、共存于天地之间的基础条件。道家的庄子说，野鸭的小腿虽然很短，但续长一截就有忧患；鹤的小腿虽然很长，但截去一段就会痛苦。万物是不平衡的，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性质、特点，构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也就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差异分殊的万物，都应该得到平等看待与尊重。

2.和谐共生，兼容并包

和合理念承认客观的不同，尊重差异，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不否定、不回避矛盾冲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和合理念注重寻求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强调兼容并包、共处共存，遵循“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包容他人、他物以实现共处。

我们要如何实现多元素、多成分的和谐共生？晏子提出“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济不及”和“泄其过”是“和合”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体现为差异性元素之间通过互相补充、调和达到整体平衡、和谐。魏晋时期，曹魏大臣夏侯玄和司马懿在论说大臣辅助君主综理国政时说，羹汤之所以美味可口，在于把各种不同的调料聚合到一起，上下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获益，在于能够相互帮助、促进。事物要聚合不同，就要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并通过融汇众长、差异互补来实现共生共荣。这种共生不是简单的同一化，而是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通过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达到一种新的和谐状态，进而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3.和实生物，生生创新

“和合”不仅强调不同事物间的平衡、协调、和谐，还强调事物间冲突的融合而“生生”。也就是说，“和合”的本质是新事物、新生命的不断化生，其前提是对差异性的承认或肯定。有差异便有冲突，冲突是诸多元素在性质、特征、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对立、冲撞的状态。差异客观存在，冲突也普遍存在，无论生命个体、社会、自然还是文化文明都面临着各种冲突。冲突是对既有存在方式和结构方式的突破、破坏，同时也意味着重新选择和结构秩序的重建。差异的要素在对立冲撞中又相互渗透、聚合、补充，形成结构和秩序的重建过程，也就是“生生”的过程。

“和合”包容了冲突与融合，体现为差异元素相互冲突、作用、影响而有了新事物、新生命的化生。《周易》把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看成是生生不息的和合体，既通过阴阳统一来建构，又在阴阳对立中寻求和谐与流变。所以，“和合”是天下万事成就的充分条件，体现的是充满活力的不断创新。

二、和合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提出到践行，有着显明的主旨、明确的目标和美好的愿景。显明的主旨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共同发展。明确的目标即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应对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化解人类的焦虑和忧患、构想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增进人类福祉。美好的愿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的开花结果。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怀着对世界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全人类为视域，谋求人类当下的幸福存在和人类社会文明的未来走向，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和隔阂，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展现出人类情怀和担当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合文化为思想资源和精神基石，继承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仁心和善”的道德观。

（一）“和而不同”的价值观

纵观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秉持着“和而不同”的处事态度和价值理念。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百花齐放；佛教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儒、道、佛从排斥走向渗透、融合；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之间不断碰撞交融；今天，我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凡此种种无不透显着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多重差异中寻求共同点，来实现共生共荣。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面对不同民族种族、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的巨大差异鸿沟，我们仍要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以谋求利益共同点来倡导合作共赢，以搁置差异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万邦和谐”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在寻求“协和万邦”。西周分封，诸侯林立，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诸侯国如何管理、如何相处，是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如《尚书》有“协和万邦”的说法，《周易》有“万国咸宁”的说法。“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思想后来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形成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社会理想。2019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如何实现“万邦协和”、“万国咸宁”？殷商遗臣箕子曾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即为政者应以仁义德政治理天下，宽广坦荡、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公平有序、遵循法度。后来，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礼记》有“礼尚往来”的说法，强调把和谐人际关系的礼俗、原则运用到国际交往中，发展和谐的邦交关系。中华民族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指的就是通过礼文化来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和平交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华文化“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天下观和社会理想，是以仁义德政的“王道”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强调国与国相处要“无偏无党”、公平正义，各国都要共同遵守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以共同发展实现天下和平。

（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空间和物质基础。“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如《庄子》中的“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我们还应顺应自然。孟子讲，只要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密的网在池塘里捕捞，鱼鳖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木材便用不尽。荀子也认识到，动植物有其生长发育的规律和过程，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向自然索取要有度。中国传统社会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如注重二十四节气，不乱砍滥伐、竭泽而渔。传统社会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如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种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都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和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人类命运与自然界紧密相连，不能以牺牲环境来谋求发展。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四）“仁心和善”的道德观

在中华文明中，“仁”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明智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以爱人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这种爱是由父母而兄长而朋友而众人乃至万物的一种大爱。

“仁”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即“仁”出于仁心而非外物，反求诸己就可以得到“仁”，具体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仁”是内在的德性，是本质；“礼”是外在的礼仪规范，是修养。内外统一，也就做到了“和”，即“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也就是为人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仁心和善是和合文化的重要内核，也正是这一道德追求使中华民族敦睦友善、坚守正义、爱好和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伙伴关系，倡导正确义利观。“义”是实现“仁”的重要原则。正确义利观就是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更不能损人利己，而要坚守公平与道义，义利兼顾，弘义融利，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和合理念的遵循和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多维的。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的多维建构，指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五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再次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中提出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建构，包括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其中，在国际关系方面，倡导“以和为贵”；在安全格局方面，追求天下和平；在经济发展方面，遵循和气生财；在文明交流方面，坚持“和而不同”；在生态建设方面，遵循“天人合一”。这些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努力和建构，贯穿着“和”、“合”、“共”、“互”等价值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和合”精神的展开，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和合思维、和合精神。

（一）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建构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点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就是既没有条约和义务的约束，也不针对第三国，坚持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我们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具体就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和矛盾，而是双方以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为战略支点，坚持沟通协商，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稳定双边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升了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关系，致力于“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通过“结伴”，中国与他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也就是“朋友圈”越来越大。

（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打造普遍安全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是保障，万事安为先。寻求安全一直是人类的不懈追求，也是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可以说，国际关系始终围绕着寻求安全、避免冲突和战争的主题展开。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一方面，传统的安全挑战依然严峻，安全困境依然困扰多国，领土主权争端复杂难解并不断恶化着地区安全局势，军事武装冲突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网路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安全是共同的、普遍的。不能是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因此，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其中，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的安全，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在寻求安全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三）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打造共同繁荣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是关键。生活得更富裕，是世界各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中国多次在国际场合表达了坚定不移参与、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面向人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致力于发展的整体性、互惠性、共享性，提出的一种全新发展观，具体就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打造开放包容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文化交流是基础。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各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也就是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对抗冲突。习近平总书记以“和”的文化理念为基础提出对待世界文明的四大原则，即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强调“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以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

（五）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打造清洁美丽的世界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将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体现了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责无旁贷的决心和贡献。

多年来，我们不仅在国内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治理，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也在国际上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坚决维护《巴黎协定》，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等。

总而言之，五个维度、五个方面的打造，既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其中也都贯穿着、践行着和合文化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