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燕东园世纪学人情|燕京大学_新浪财经

　　燕东园、燕南园是燕京大学在上世纪20年代专门为教授们所建的住宅区,因在燕园之东之南而得名,曾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最云集的住宅区。《燕东园左邻右舍》是北京大学教授徐泓的非虚构作品,该书对燕东园的历史建筑以及曾在这里居住过的学者进行了梳理和追忆,书写了时代变迁、个人成就、学术传承、家庭生活与子女教育等。在书中,可以读到感人至深的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还有邻里之间的同事情、师生情,重温那个时代学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书斋里的日常生活。

　　□惟寅

教授之家

2021年12月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包括政协礼堂、民族文化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3栋(座)历史建筑,实现北京历史建筑挂牌“零”的突破。北京大学入选挂牌的建筑有:燕南园51—66号楼,燕东园21—24号楼、31—37号楼、39号楼、40号楼。

　　燕南园与燕东园,先后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高级住宅区。近百年间,这两个园子里住过任教于这两所学府的许多知名学者教授,文科、理科、工科的都有。燕东园在东门外,距离校园约有一里地,是1926年动工的,多数住户是1927年建成就入住了。燕南园在校园里,第二体育馆南侧,它比燕东园建成晚一些。两者都建在高地上,进园子都要上个缓坡,它们又被称为南大地、东大地。

　　燕南园、燕东园的宿舍绝大多数采用美国乡间别墅模式,即西部条木式风格,灰砖小楼,棕红窗框,带一个修剪整齐的松柏绿篱围着的小院。每栋楼前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两个园子面积不同,燕南园占地48亩,燕东园占地77亩。建筑布局、园艺设计也有差异。若简单地做个比较,燕南园小而幽深,燕东园大而阔朗。

　　燕东园虽然孤悬校外,但它与校园是一体化存在的,比如园内的自来水供应,直接来自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电力照明也是由校内总配电室直接供电。这片住宅区的主体建筑外围有内外两进院落,建筑内部功能区也按照现代生活的需求设计,既有卧室、起居室,也有厨房、洗衣房,还有阁楼、阳光房、门厅等,所有建筑用的金属构件和木材都从美国进口。

　　文化学者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描述燕东园的环境:“(园中)大树是不少的。在这些老树荫下,盖了近三十幢灰砖两层楼小洋房,又用围墙围了起来,这便是燕东园。当年燕大的中外知名教授大多是住在这里的。那在当年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连清华南院的教授宿舍也比不上。”

　　《燕东园左邻右舍》作者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徐泓出生在燕南园59号,从1946年深秋在她出生一百天时搬家至燕东园40号,至今一直住在燕东园,是这个园子里仅有的老住户。现在,40号小楼和院子,东面与北大附属幼儿园门对门,相距仅十几米；南面与北大附小墙对墙,附小的砖墙和徐泓家的黄杨树篱墙只有一条小马路相隔。附小墙内五层高的教学楼,遮挡了徐泓家“玻璃屋子”的阳光。虽然光照比以前差了不少,但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被徐泓的朋友们戏称为“史上最佳学区房”。

“鸟居高林”

　　从《燕东园左邻右舍》,可以发现许多隐秘的历史细节。

　　燕京大学时期,燕东园有“鸟居高林”之说,讲的是从东大地西门进50米,左转上几级石阶,踏上一条通往中心草坪的小路,小路的两侧分别是32号和33号,连同32号东边的31号,三栋小楼都有一簇簇竹林围绕。31号住的是社会学家林耀华教授,32号住的是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33号住的是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这三家被称为“鸟居高林”,既是谐音,也讨个“竹林三贤”幽雅高逸的情趣。

　　其中,鸟居龙藏教授见证了一段特殊的中美日关系史。1936年9月,日军强占了北平的西南门户丰台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许多国立大学和私立学校都已关闭,燕京大学也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

　　燕京大学校园里升起了美国星条旗,校门口贴出公告:日本军队禁止入内。司徒雷登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并表示,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危险,不会南迁、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燕京大学成为唯一留在沦陷区而不受日伪管制的大学。

　　日本占领当局对此无可奈何,提出要派日籍教师来燕京大学教课,司徒雷登表示宁可关门也不牺牲学校的独立性,拒绝了当局的人选。后经陆志韦提议,燕京大学自己邀请了日本专家鸟居龙藏作为客座教授,到燕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9年,69岁的鸟居龙藏和家人搬进了东大地桥西32号。

　　鸟居龙藏是日本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自1895年第一次踏入中国东北地区,到1951年从北京回到日本,与中国考古学结缘近57年。他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有一半是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在中国做出的。

　　他特立独行,向往学术自由,认为自己是“一个在野民间的学者”,从未倚靠学校的毕业证书或身份头衔来讨生活。1924年,他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为主,创办了“鸟居人类学研究所”,开始独立的考古田野调查。在东大地32号居住时,1939年至1941年期间,他带领妻子君子、女儿幸子、儿子龙次郎再次到东北地区和大同等地,多次进行考古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鸟居龙藏坚定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燕京大学后,他埋头治学,不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事爆发,第二天日军查封了燕京大学,并强令住在东大地的各家中国教授搬离。搬家需要有日文出具的“运家具出东大地西门”通行证,鸟居龙藏为邻居家一一开了证明材料作保。封校的同时,一批爱国教授与学生被捕。鸟居龙藏“白发苍然,双目含悲,站在西校门边,颤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师生深深鞠躬”。随后他不顾一切设法营救被关押的师生,营救失败后,他又拼尽全力保护燕京大学的书籍和珍贵资料。

　　1945年10月燕京大学复校后,鸟居龙藏一家仍住在东大地32号。日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当年还是大学毕业生,留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当助教。1948年至1950年间,每逢周末,他都会骑上自行车,从西单东斜街的住处直奔燕京大学东大地的鸟居龙藏居所,向他求教,常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倾听先生的考古经历和有关见解,随时提出问题,都会得到充分解答。

　　鸟居龙藏一家是1951年搬出东大地32号返回日本的。两年以后,鸟居龙藏因病去世,寂寂无闻地卒于东京。

独家记忆

　　建筑是历史记忆的一种符号。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百年间,燕东园里名人大师来了又走,聚聚散散,令徐泓记忆深刻的学者不少。

　　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就住在燕东园22号楼,徐泓叫他“冯伯伯”。在燕东园,教授们的书房是谢绝孩子入内的禁地,徐泓永远记得某个儿时的午后,她寻宝似的得以进入冯家的书房,简直是图书馆,满墙都是高大的书柜,地上、架子上、中文的、外文的、出版的、未出版的……这让年幼的徐泓挑花了眼,最后只借了一本《格林童话》。当时她暗自下决心,等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把这些书都看一遍。

　　书中还写到冯至和杨晦“一个甲子的友谊”。北京大学中文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吸纳了四路八方的中文泰斗级人物,大师云集,录取分数线最高,被戏称“天下第一系”。杨晦就是时任中文系主任,他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时与邓中夏、朱自清等是同班同学,还是五四运动中最先爬进赵家楼的热血青年之一。

　　燕东园的住户里,也有不少身后渐被淡忘的人。在徐泓看来,自己必须提起笔来,为燕东园这些小楼,为曾经住在楼里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老一辈学者,为发生在楼里那些不应被湮没的往事,留下一份追索与记录。比如曾住桥东22号小楼的徐淑希,31号小楼的蔡仪、浦江清,桥西35号小楼的刘豁轩等,在徐泓的追索和挖掘下,恢复了原本的历史面貌和应有的历史价值。

　　该书还将燕东园女主人作为重要书写对象。与男教授们的光彩人生相比,女主人获得的关注历来较少。燕东园的女主人各种各样,关于她们的记忆也有声有色。有与丈夫文化差距很大但感情甚笃的女主人:文学大师游国恩的妻子陈辅恩,参加扫盲班后才识字,名字都是丈夫给起的,“就是辅助游国恩的意思啊”,与丈夫感情和美、白首相依。有以专业能力襄助丈夫的学术妻子:高名凯的妻子陈幼兰,虽体弱多病,病中仍坚持为丈夫看文稿。也有才美不外显但关键时刻能救急的女主人:周先庚的妻子郑芳,婚后决心做全职主妇,但为生活所迫时,便执笔为文、卖字换米。此外,还有一批在中学从教的教授妻子,个个才艺惊人；更有与丈夫同为教授的女学者。这些热爱家庭、热爱生活、要强能干又极富情趣的女主人们,充分显示出燕东园人文底蕴的博大精深。

　　当然,想查清楚近百年间有多少名人名家曾在燕东园居住,何时搬入,何时迁走,每户都住了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采访背后是一种记忆抢救:燕京大学东大地时期的“燕二代”们,都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多人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就离世了。

　　写书也是漫长的事。对于年过七旬的徐泓来说,是一篇一篇地攒,一点一滴地抠。她采访了多位90岁以上的“燕二代”和数十位燕园子弟,收集了大量宝贵的一手史料和口述资料,抢救对现场的记忆和被淹没的历史,最后以非虚构新闻特稿的笔法,完成了这部30多万字、沉甸甸的大书,讲述52户人家悲欢离合的故事。

　　正如徐泓所感慨:“我今年77岁,而我书写的是五十多年前的人与事,把历史真相和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