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民间的杂字课本

　　杂字,本是一类以识字为目的的儿童启蒙教材。清代、民国初期,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大批为普通民众提供生活教育、为农工商阶层提供初步职业教育的杂字课本。它们多由未入仕的民间学者创作,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韵文的形式,反映日常生活、生产经验中常见的事物和工艺等。

　　□纪习尚

蒲松龄《日用俗字》

详实准确

山东淄川人蒲松龄以小说《聊斋志异》闻名于世,但作为一个终身未做过官的秀才(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他还为乡里创作了《日用俗字》。

　　书名虽然是《日用俗字》,但“俗字”不过是“杂字”的另一个名称。学术杂志《蒲松龄研究》曾刊登《新发现蒲松龄著<七言杂字>考述》,该文作者称,2004年在一处旧书摊上购得《校正七言杂字》,根据扉页上的信息,著者为蒲松龄,1679年由蒲松龄孙蒲立德校正、三位曾孙校订。

　　该书如果为真,说明蒲松龄在写这部书时,最初的题名是“杂字”,而非“俗字”；另外,这也说明后人已将此书归为杂字类。所以,将《日用俗字》作为“山东第一杂字书”,并不为过。

　　蒲松龄为什么要编写《日用俗字》?他说:“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

　　从中可见原因有二,一是自己的需要,书写事物名称时,可供查照；二是村童的需要,他们使用的《庄农杂字》收录词语既不全,也不准。对旧版《庄农杂字》的批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提到过:“村塾中有训蒙要书,名《庄农杂字》。其开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最为鄙俚。”可见,蒲松龄立志写《日用俗字》,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庄农杂字》格调不高,不能很好地引导青少年。由此,蒲松龄决定“详查《字汇》”,编写一部详实准确的新教材。

　　我们在使用方言时常有这样的体会——许多词语在口语里经常出现,却不知道如何书写,所谓会说不会写。比如,耕种时常用的农具,如耢、耜、耩、耧,农夫们整天挂在嘴边,但如何将这些字落实到纸面?蒲松龄的方法是根据字音、偏旁、字形等,在《字汇》中检索。《字汇》是明代人梅膺祚所作,共收字33179个,有了这部权威工具书的帮助,蒲松龄为淄川方言中的常见字一一定了形。

　　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包罗万象,共分31章,每章一个主题,包括身体、庄农、养蚕、饮食、菜蔬、器皿、杂货、果实、兵器、木匠、泥瓦、铁匠、石匠、裁缝、花鸟、走兽等。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物件,在这里都有收录。

　　除了内容全面,蒲松龄还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融入其中。如庄农一章,开头两句“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先讲农业的重要,之后才讲具体的生产过程；养蚕一章,有“古来皇上也亲蚕,朝廷如此况民间”的内容；器皿一章有“骰子棋牌双陆马,家中缺少亦无妨”,都是劝人勤勉劳动、种田养蚕,而不要游手好闲、赌博等。这是蒲松龄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寓俗于雅、立意高远。

马益著《庄农日用杂字》

被称为“五字经”

　　时间来到乾隆初年,地点由淄川转换到临朐。一位叫马益著的民间学者专门为他的乡亲,编撰了一部影响广泛的《庄农日用杂字》。这部书在山东流传很广,潍坊、沂源、莱芜等地都曾把这本书当作教材。

　　马益著为何许人?他出生于光绪年间的临朐。《临朐县志》有他的小传:“马益著,字锡朋,一字梅谿,邑南湖梅涧人。乾隆年间岁贡,性聪颖,十岁能属文,长老异之；及长,博学多闻,兼习杂家艺事,无不精妙；年逾八旬,日勤著作不辍。”

　　马益著和蒲松龄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家乡在清代同属青州府,相距不过数十公里；两人都是年少即闻名于乡间,但在随后的科举考试中碌碌无为,只能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两人都以处士(未做过官的士人)的身份,在乡里著书立说,马益著著有《四书声韵编》《无牙诗解》《诗韵撮要》等,蒲松龄更是著作等身。更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都为乡亲写了一部“庄户书”。

　　与蒲松龄的《日用俗字》相比,《庄农日用杂字》有三处不同,一是形式上,由七言变为五言,更易于理解、背诵。我们看它的起始句:“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你若待知道,听我诌一篇。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朗朗上口,又透着几分亲切,仿佛冬日农村里,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者絮絮叨叨讲着故事；二是内容上,聚焦于农民的耕种生产、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篇幅更为简短,共474句、2370字,相比蒲松龄《日用俗字》的1588句、11116字,字数减少五分之四；三是目的上,不追求多而全的收录方言字词,只关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所以生僻字较少。农村群众文化基础薄弱、闲暇时间不多,需要一本简单又实用的教材。《庄农日用杂字》正好契合了这个需求,在很长的时间里,它成为鲁中、胶东以及冀南豫北部分地区的启蒙、扫盲教材。

　　不仅在有清一代,直到上世纪前半叶,在潍坊周边地区《庄农日用杂字》仍在使用。根据《坊子文史》第10辑的记述:“在坊子及周围区域广大劳苦民众中,《庄农日用杂字》广为流传,有的村塾则作为农家子弟的启蒙读物,有的成为长者教育下一代的口头话。”

　　上世纪30年代前后,山东泰安的乡间仍有不少私塾,其中鲍村的私塾,教书先生是晚清的童生,他教授的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而最受农民欢迎的是《庄农日用杂字》。

　　还有人将《庄农日用杂字》称为“五字经”,在农民的眼里,它的地位甚至可与《三字经》等量齐观。

宋信忠《山头杂字》

古镇清明上河图

　　清代的青州府可谓人文荟萃之地。博山人宋信忠(也作宋信中),继淄川人蒲松龄、临朐人马益著之后,编写了一本七言杂字《山头杂字》。“山头”是宋信忠生活的古镇,工商业发达,以出产陶瓷著名,上世纪40年代,生产陶瓷的工厂和作坊有200多家,被称为“陶瓷之乡”。

　　宋信忠是博山县山头镇西庄(今河南西村)人,生活在晚清同治年间。他耳濡目染山头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决心以杂字的形式为自己的故乡画像,这就是《山头杂字》。

　　《山头杂字》正文共16章、48519个字,规模远在《日用俗字》和《庄农日用杂字》之上。《山头杂字》内容广博,生活方面,有杂货、食店、粮食、衣布、器物、走兽、疾病、人事等,生产方面,有窑场、山场、木匠、石匠、泥水匠、银匠、屠户等章节,堪称一个古镇的清明上河图。

　　与那个时期的很多杂字书一样,《山头杂字》的特点也是朴实无华、接近口语,便于蒙童和农夫、匠人们记诵。比如,谈到饮食店时,宋信忠写道:“山头庄小多食店,只因山厂人活便。金鸡未鸣满街起,明灯蜡烛客不断。烧上大锅瓢添水,火棒投火锨加炭。安上床子压禾酪,馍馍一笼蒸三扇。”画面感十足。

　　《山头杂字》的第三个特点是兼具职业教育教材的作用。它对山头镇陶瓷、煤矿两个主要产业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学徒工使用这本教材,在识读专业用字的同时,还能快速了解本行业生产、销售的概貌。如第一章《窑厂》:“糊泥揉泥攻作做,糊泥铁锨两三张。收晾碗坯撺板条,看火烧水不离旁。”讲述了生产过程；“酒瓶出处在八陡,汲水罐子出窑广。李家窑上做大瓮,杌子庄内出瓷缸。”又对本地的主要出产品进行了说明。

马文源《俚言杂字》

闯关东的随身书

　　时间由晚清进入民国初年,虽然已开始实行新式教育,但还有不少人因为年龄或经济原因,无法到学校学习。杂字这样的乡土教材,在很多地方仍是人们识读汉字、学习伦理道德、了解生活常识的第一本教材。山东肥城人马文源,顺应这种需要,1915年在泰安、聊城等地出版了《俚言杂字》。

　　马文源(1854年-约1925年),在肥城汶阳镇城上村一个耕读家庭长大,以“治家勤俭为本,立身孝悌当先,敬老慈幼亲师友,教子读书耕田”的儒家传统道德为家风。

　　据《俚言杂字》序言,马文源编写此书的缘由,是他目睹农家子弟伦理与文化知识的缺乏:“乡村小子不识一字者,无论三纲之理不知,即五常之道,亦所不明矣。”于是他“日费苦心,有所集《杂字》一书,以教小子”。

　　马文源以孔子乡人自居,他的一首诗很能概括他匡正时弊、劝人向上的理想:“愚生敝处汶阳里,地临鲁邦近尼山。世衰道微邪说起,闷来闲把杂字编。”在《俚言杂字》内容的编排上,马文源也贯彻了这一精神。

　　《俚言杂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报恩劝孝》,七言韵文,共394句、2758字,是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为人须当孝父母,孝顺父母如敬天。”友爱弟兄:“为人在世兄爱弟,在世为人弟敬兄。”正是儒家倡导的“孝悌”思想；第二部分是《新诌俚言杂字》,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混合韵文,以识字和普及文化知识为目的,历史知识、生活常识、饮食起居等无所不包。

　　时人给《俚言杂字》较高的评价:“明白晓畅、浅显爽快,而为小子易知而易学。”当时,肥城附近有不少人为了生计闯关东,随身就带着这本书,它的影响也传到了关外。

　　山东大地上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杂字教材,不是偶然的。一是山东自古农业、工商业发达,人们有读书识字的动力和需要；二是山东文化氛围浓厚,士大夫有在乡间研学著书的传统,远有孔子著《春秋》,近则有以蒲松龄、马益著、宋信忠、马文源等为代表的文人,以家乡人的需要为己任,编写杂字课本,可谓把著作写在大地上。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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