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著通史须“独断于一心”|简编_新浪财经

　　赵庆云

　　范文澜(1893—196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宗师”。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这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规模宏伟，风格独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无须讳言，范文澜的通史叙事有鲜明的时代印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其地位不可抹煞。

　　《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及修订

　　1940年2月，范文澜到达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全党整风，毛泽东号召研究中国历史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即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编写《简编》，以满足干部学习之需。

　　作为中国通史的典范之作，《简编》自出版时起便广受瞩目，1949年以后更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扛鼎作之一。《简编》撰著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延安，条件艰苦、资料匮乏；且以全新的视角、观点来撰通史，缺乏既有专题研究成果的凭借，只能自辟蹊径；加之以不到两年时间仓促撰成，难免因陋就简。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作为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对于撰写中国通史期许颇高，对《简编》自然不能满意。

　　进入北京后，研究条件大为改善，范文澜将修订《简编》（后实际上为重写）作为首要工作全力投入。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机构，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以全力从事《简编》之修订。他自己也无疑将工作重心放在修订《简编》上，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所内同仁“深入钻研”，要为“古代史、少数民族史、世界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作准备，体现出他的宏大眼光和精到见解，即将中国历史放在古今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去观察和研究。这一构想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过，近代史所的通史组一直以来研究力量颇强。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强调“厚今薄古”的研究导向，在近代史所内部，曾有人指责范文澜潜心撰写中国通史为“关起门来写书”，不能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范文澜为撰写通史倾注全部心力。因为各种原因，工作不得不中断。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传话，表达对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的支持。范氏十分振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他为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惜乎天不假年，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实际上并非简单“修订”的意义，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

　　立场、观点鲜明，背后贯穿着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是范著通史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对《简编》高度评价曰：“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将范著通史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论著代表，应该当之无愧。

　　立场、观点鲜明，背后贯穿着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是范著通史的一大特点。延安时期撰写的《简编》已然体现出前后一贯、逻辑自洽的系统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简编》颇为重视经济史，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论述大的政治形势及思想文化变动时，亦往往着眼于寻绎经济因素，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加以说明。

　　范著《简编》以“阶级观点”为核心，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立场来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大力论述农民起义及其政权的正面意义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打破王朝体系和帝王将相中心的书写，对于以往的传统历史书写无疑具有相当强的冲击甚至颠覆意味。

　　《简编》在延安出版后，因其影响力的扩散，国民党官方颇为恼怒，对《简编》予以严禁。1942年2月9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定《简编》“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足以淆惑听闻，动摇青年之信念，应即予查禁”。1947年，《简编》由新知书店在上海出版时，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即刊登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攻击《简编》为“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

　　近代以来的中国通史著作，其背后往往体现着撰著者的立场，包含着意识形态立场，体现着时代观念。换言之，通史书写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所关联，对历史的看法，往往折射出著者对现实的观照与对未来的期许。范著《简编》自然不能以一般学院派的纯学术著作来看待。无须讳言，《简编》诞生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旨在为中共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意识形态提供历史论证，其本身具有颇为鲜明的党性与革命性。不过总体上来说，《简编》无疑又是遵循基本学术规范、具有相当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在“致用”与“求真”之间保持平衡，这也是它能有持久不衰的魅力与影响力之原因所在。国民党报纸所论均止于政治批判，未能从学理层面着眼，因而基本是偏颇的。

　　范氏写史有自己的定见，确实很好地诠释了“独断于一心”

　　新中国成立后范氏可以凝聚研究力量，集众人之力而修订撰写通史。其基本作法是，由通史组的各位助手提供资料长编或初稿，范氏在此基础上分析概括，融会贯通，撰写成书。范文澜对《简编》，真正是亲力亲为，大体做到了在各人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由他最后总其成，从而保证了全书论述的逻辑性和风格的一致性。

　　通史无疑应以“通”为目标。范文澜对通史之“通”有深刻体认。他认为：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具体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炼出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寻绎社会历史各个现象的有机联系，研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所谓“会通”，即为直通与旁通的结合。换言之，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纵向时间上的发展变化，以及横向空间上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历史是不可割断之流，不能拘囿于古代、近代之界分。另一方面，历史现象绝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此必须研究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政治运动、思想趋向背后的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

　　范文澜早年受汉学熏陶，治学务求实证。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他也有深刻触动，使他更增进了对教条主义的警醒。他的通史撰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力于在研究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辨识历史事实，寻绎历史规律。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范氏的通史书写，尤为强调从历史实际出发，彰显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正因为力戒教条主义，范文澜能树立自我，不迷信权威。范文澜在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秦汉以来的汉族已具有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这也是自秦汉时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此文引发学界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范氏的观点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论断，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指责。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决不动摇。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发展，他的这一观点日益被学界认同。章学诚讲撰著通史须“独断于一心”，范氏写史有自己的定见，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充满自信，确实很好地诠释了“独断于一心”。

　　由于时代变迁和研究发展，今天我们已然超越范著通史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对他的著述也有各种不同评价，但我们不能抹煞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写史的独特价值。范文澜撰著通史的理念与实践，仍能为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他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懈追求，他在通史撰著中对“直通”“旁通”“会通”的追求及其贡献，也理应得到我们的长久敬意。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