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南京大学文学院110周年庆典致辞|文学_新浪财经

转自：扬子晚报

11月2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建院110周年庆典在仙林校区恩玲剧场举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作为教师代表致辞。以下为致辞全文。

欣逢南大文学院110周年庆典，作为一个七七级本科生、八一级硕士生，并且自1984年开始就在此任教的老生和老师，今天有幸在这个庆典上讲几句话，心情真有点“百感苍茫，一时交并”。两年前的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文学院曾组织了一项以“学脉·传承·创新”为主题的活动，我应邀作了《学术传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报告，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要讲的传统，是站在“今天”的立场，选择的那些对于学术的“未来”具有最大价值和意义的“过去”，是为了“瞻前”而“顾后”。我今天的讲话，也将秉持同样的原则。

年满五十之后，我常常思考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变迁、得失和未来走向等问题。如果以我自身的文学研究专业为反省对象，我觉得基础最好，研究较差。所谓“基础最好”，指的是文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令人赞叹甚至惊叹；所谓“研究较差”，指的是作为研究工作灵魂的理论和方法，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表现为或贩卖外来的理论方法，或无视一切的理论方法。这不是某个院系或单位的情况，我说的是对这个专业的整体印象。所以我认同美国“新批评”派健将兰色姆（J. C. Ransom）说的话：“时光的飞逝不允许我将它浪费在忸怩作态的谦虚上。我认为批评存在于未来而非过去，而我们的批评工具远非尽善尽美。”

在今天这样的庆典活动中，听到上述的话，可能有人会责备我“煞风景”。那么我希望接下去讲的话将是鼓舞人心的，其中展现出来的美好前景也不是梦幻般的虚无缥缈，因为我们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一个拥有110年历史的文学院。

请让我稍稍列举一些前贤的金玉良言，我认为，这些话堪当提升当代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水平的金科玉律，堪当中国文学研究再出发的指南。我们就从文学院的源头——110年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开始，由江谦校长所聘师儒营造的学风，就是“严义利之辨，则以事干谒为无耻；明诚伪之分，则以营虚声为可羞。使举校之人暗焉寞焉埋首钻研于学问，而不以外事乱其中。苟于学焉一有所获，极天下可欣可慕之事举无以易之”，学者自豪地说“斯我南高之学风也”（王焕镳《谈南高学风》）。如果说这属于中国传统的“尊德性”，下面我要说的就属于“道问学”（《礼记·中庸》）。我想举三位先贤为例：

黄季刚先生说：“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发见”指对于资料的广泛收罗，尤其是热衷寻觅罕见资料；“发明”则是对学理的归纳，从常见文献中获得新见解。所以，中国学术的精髓不是“资料主义”，而在“学理”和“方法”。黄先生以治“小学”著名，但他特别强调的是“系统”：“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黄先生在文学上造诣精深，深得其师章太炎首肯，他也自许“不让于师”。他在学术研究上提出的理论与方法，最值得重视。比如训诂学，他强调“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故不同性质的文本就该有不同方式的训诂。再具体到一部书，比如《文选》，他说：“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这些都是精读群书后得出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教诲，值得学人再三玩味。

和黄季刚先生类似，胡小石先生也是博览群书，不轻易下笔，一旦开口，便是真知灼见，不同凡响。在文学研究上，我认为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是他强调的文学史、修辞学、文学批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百年来的文学研究，我们看得最多的，是选择了上述三者中的一者二者，而忽略了另外的二者一者，没有人将此三者自觉地当做一个整体，并付诸实践。如果今天的文学研究，能够沿着胡先生指引的方向前进，一个崭新的学术明天就必将到来。胡先生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农博科学习，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归纳和分类。他认为清代“学术发展颇有可观，所以然者，方法之精耳”，所以也特别重视方法。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海量的资料可以在瞬间鳞次栉比于眼前，学人往往精于检索，却不太善于处理材料。如果学习一下胡先生的“材料分等说”，只用第一、第二等材料，不用或少用第四、第五等材料（今天以第四、第五等材料为重的学者并不少见），就可以让自己在使用文献时也拥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要举的第三位，是黄先生和胡先生的弟子，也是我的老师，他就是程千帆先生。我认为，在同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中，程先生是最具方法的自觉和不懈的努力的，这可以作为他区别于其他学者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他尝试将考证和批评相结合，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概括出“两点论”——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这种努力是一以贯之的。其精髓不是像一杯鸡尾酒那样，将“文艺学”和“文献学”调和起来，而是从作品出发，又归结到作品，坚持对文学说话，说属于文学的话。它所期望达到的，是将文艺学和文献学作完美结合，并超越文献考证与风格鉴赏，成为在更高意义上的统一体。如果达成这样的目的，我们的文学研究就可能会变得既拥有伟大的传统，又具备鲜明的独创，并且还蕴含蓬勃的生机。

程千帆先生

以上三位学者都是我们南大文学院的先贤，他们固然属于南京大学，但决不限于南京大学。黄季刚先生就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此二校为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任教，胡小石先生任教过的学校，广布于北京、武汉、重庆、昆明等地，程千帆先生也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透过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传芬芳”，其学术思想在两岸三地各高校或研究机构中都在不断开花结果。只是因为三位先生的学术生涯都终结于南京大学，我们更有责任将其富有意义的学术思想传播开来，推向前进。当然，在“全球化”观念日益强化的今天，我们可以吸收、应该吸收的学术资源，不止是本校的，也不止是中国的，而是全世界的。这层意思我没有多讲，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

在今天的庆典活动中，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兄弟院校的同行共襄盛举，这是令人感动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术共同体中的朋友，大家为了追求真理，昌明学术，走到一起来了。但是在注重排名、评估的今天，各校院系之间也构成了彼此的竞争，有时不免损伤了这一共同体的纯洁。作为南大文学院的一位老教师，我想在最后讲一个故事，它出自百年前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发生在法国：

第一个在巴黎月牙街安顿下来的奶油蛋糕店主在门外写上：“巴黎最好的奶油蛋糕。”第二个竞争者来了，写上：“法国最好的奶油蛋糕。”第三个来了，打的还是这种旗号：“世界最好的奶油蛋糕。”最后来了第四个，他写的是：“本街最好的奶油蛋糕。”

所以，我要祝福南京大学文学院，也祝福所有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在各自的旧传统和新时代里，努力奉献“本街最好的奶油蛋糕”，做最好的自己！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校对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