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在通知李小婉开庭时，法官魏若男了解到，这名19岁的女孩即将参加高考，魏若男心中一震，“原来是一名高三学生”。魏若男告诉小李，开庭是7月初，和高考时间不冲突，希望她专心备考。
挂了电话，魏若男马上翻看手中的案卷，发现起诉李小婉的是一家MCN机构，即网红孵化传媒公司。除了李小婉，这家公司还起诉了另外8名20岁左右的女孩，诉求都是索赔数十万元的违约金，这一下子引起了魏若男的警觉。
随着案件的审理，一个针对在校学生、隐藏在“兼职网红”背后的“天价陷阱”逐渐浮出水面。
诱惑：“万一真的成功了呢？”
李小婉家住广西，和众多年轻女孩一样，刷短视频、拍短视频是李小婉日常娱乐方式之一。手机里精彩绚丽的世界及青春活力的自己，与她的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父亲赌博家暴，父母离婚，她和母亲相依度日。
生长在不幸福的单亲家庭，李小婉的青春期过得并不开心，加之学业压力，她患上了抑郁症，因此还耽误了一年时间，导致她比同龄人晚一年高考。
高三下学期，一条私信打破了李小婉平静的生活。“我们这边主要做美妆达人，要签约孵化在校学生做素人网红，看了你的视频风格，很合适。”2023年10月的一天，一家北京的传媒公司给李小婉的短视频账号发来邀请。
将信将疑的李小婉加了对方的微信后询问道，“我还是学生，不了解这一行，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带货，接广告，把一个账号做起来。”传媒公司一位名叫高阳的负责人轻描淡写地表示，“内容、拍摄、剪辑、运营、策划，还有艺人包装、管理、培训、出访，我们全包落地，签约主播直接上手干就行了，不需要你出任何费用。”
高阳还特别强调，公司在北京，做事肯定正规。“我们这边不会跟你去签什么劳务合同，只有一个合作协议，说白了，就是合作关系。”
李小婉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心却动了。“网红”“带货”“成名”“艺人”……这些词都曾出现在李小婉的想象中，“万一真的成功了呢？”
反复沟通中，高阳把这份“网红兼职”描述得既简单又轻松，面对李小婉“还在读书不方便直播”的顾虑，高阳表示，“不需要直播，我们就是拍短视频、挂橱窗，并且账号都搭建好了，喜欢就做，不喜欢就把账号归还公司。”
让李小婉卸下最后防备的是高阳的这句话：“只剩三个名额了，下个月就直接启动。”
陷阱：“好的，收到”
和李小婉的遭遇一样，家在安徽的女孩郭必瑜也有着对“网红”“明星”的憧憬，去年10月，正读大二的她也收到了这家传媒公司的私信。几番交流下来，郭必瑜沦陷在了对方编织的美好未来中。
接下来便是签约。高阳通过微信给郭必瑜发来合作协议，并说，“这就是一个模板，你不用细扒拉，就按照我和你说好的约定即可。”
回过头看，当时的郭必瑜并没有意识到签约合同的法律严肃性，对合同中对自己职责的约束、违约的代价等条款，尤其是“每月直播不少于24日，每日直播时长不少于3个小时”的约定，她都没有细究。2023年10月底，双方在线上签署了《平台公司合作协议》。
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建立了“一对一运营服务群”，除了郭必瑜，其他三人均为传媒公司的服务指导、运营等人员。签约后的培训，仅有传媒公司发到微信群里的几份PDF文档文件。
如果说传媒公司的培训有些敷衍，那么在11月上旬策划的3次拍摄则更为简陋。
因为不在一个城市，传媒公司为郭必瑜预约了当地一名摄影师，但整个拍摄过程让她大跌眼镜：服化道具自己准备，拍摄环境为免费公园，摄影师为兼职的大学生，没有专业指导，全程仅一小时，草草了事。
让郭必瑜不解的是，每次拍摄完，传媒公司的员工总会在微信群里发“账单”，即转账截图：“这是这个月的拍摄与服务，包含场地费用、拍摄人员费用、灯光交通食宿费、器材设备费，后期制作费等，公司已经付款，共29800元，请确认一下。”
此外，传媒公司的员工还发过购买抖音账号的费用4万元、抖音“DOU+”引流费用7000元等。郭必瑜每每问，“这个给我干啥？”对方就说，“您只需确认收到即可。”
心想反正不需要自己掏钱，郭必瑜便在微信群里回复：“好的，收到。”
变脸：解约？交巨额违约金
2023年12月初，仅一个多月后，李小婉、郭必瑜与传媒公司的“合作”便出现了裂痕。原因是传媒公司要求她们直播，目的是活跃账号。
这个要求明显与高阳之前“不直播”的承诺相悖，貌似能预见李小婉、郭必瑜的不满与抵触，这名员工立即发来了《催告函》，“我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为您组建一支专业团队开展工作，并为您购买账号及提供扶持，目前您拒绝配合直播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如您执意不履约定，我公司保留对您违约行为追责之权利。”
李小婉、郭必瑜分别提出了解约要求，殊不知，签约容易解约难。提出解约当月，两人就被传媒公司诉至法院，等待她们的是一场“天价官司”。
“除了李小婉、郭必瑜，这家传媒公司以相同诉由起诉的女孩还有7名，来自山东、河南等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魏若男告诉记者，“网红”和MCN机构打官司在其日常审判工作中较为常见，但像李小婉、郭必瑜这类案件，却是她第一次碰到，“都是涉世未深的在校学生，女大学生为主，都面临巨额违约索赔。”
以郭必瑜案为例，传媒公司索要经济损失9万多元、违约金18万多元，还有律师及诉讼费，共计28万多元，这对于一个没有工作收入的大学生而言，无疑是“天价”。而对于李小婉，20多万元的违约金足以压垮她本就脆弱的家庭。
发现上述诸多异常后，魏若男立即对这家传媒公司做了一番调查，其“短期内签约后诉至法院”的套路昭然若揭：2023年8月在北京成立，全国“广撒网”寻找目标，10月与多名学生签约，11月要求签约主播在群聊中确认各项高额费用，12月即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各项费用。
更让人背后发凉的是，2024年2月，该传媒公司的负责人高阳和另一名股东，在山东又成立了一家开展相同业务的MCN机构。
审理：这家公司在给学生“设套”
今年7月初，李小婉等9人的案件相继在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
“小姑娘没啥钱，自己拖着个大行李箱，坐了一晚上的绿皮火车，上午赶到北京，下午来法院开庭。”魏若男回忆见到李小婉的场景时说，“庭上，女孩情绪数度失控，泪流不止。”
李小婉还向法庭提交了自己患抑郁症的诊断书，以及一封她母亲的亲笔书信。信中，这位母亲谈及家庭的不幸和被家庭连累的女儿，希望法庭考虑孩子年纪尚小，公平断案。
经庭审询问，传媒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旗下存在正常孵化、账号正常运营的主播。
此外，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传媒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对签约主播进行所谓“全方位”的培训和孵化，而是仅在微信群中发送几份PDF文档；签订合同前的沟通中，传媒公司多次承诺对方无需直播，账号喜欢就做，不做就还给公司，现在却主张对方拒绝直播、主动提出解约是违约行为，并索赔违约金，没有依据。
对于传媒公司主张投入的大量资金，李小婉反驳道，“他们请的摄影师每小时收费才45元，买的抖音账号的粉丝才143个。”
法院审理认为，传媒公司拍摄费用、购买抖音账号费用，不符合市场一般价格情况，且收款主体方身份不明；购买抖音“DOU+”服务的费用，无法证明实际支出了该费用，以及用于主播的账号引流。
“很明显，该公司是给签约风险意识淡薄、受利益甚至成名诱惑的在校学生设下圈套，并将其视作‘割韭菜’的工具。”魏若男说，该传媒公司看到庭审情况，在法官的释法说理后，提出了撤诉申请，法院准许其撤诉。
至今魏若男还记得李小婉开完庭后，怯生生地问，“这个官司会影响我以后高考吗？”魏若男告诉她不受影响，同时也遗憾地得知，李小婉因为受这个案件的困扰，已经错过了2024年的高考。
目前，法院已将相关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提醒：理性看待直播网红行业
如今，不少年轻人怀揣着“一夜暴富”“一夜爆红”的梦想，想踏入光鲜亮丽的“网红圈”。魏若男说，对于想要从事主播行业的年轻群体，要理性辨别MCN公司的专业与能力，衡量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合同约定，签署合同前要征求身边师长亲友的意见，不可单单听信MCN公司的口头承诺或抱有侥幸心理，最终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违约金，影响自己的未来。
如果决定要与MCN公司进行签约，应当对MCN公司进行详细透彻的了解，对其业务范围、经营状态以及旗下其他主播的状态进行询问与查询。签署协议时也要仔细查看协议条款，特别注意赏罚条款及违约金条款，有疑问应及时询问，发现合同漏洞应追问，注意保留证据。
（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北京晚报 记者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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