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泽与《天府广记》

　　王一川

　　孙承泽（1593-1676），字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人。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历任多地知县，崇祯十年（1637年）担任刑科给事中，明清易代后，于清顺治年间再度出仕，任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

　　不过，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另一重身份——明末清初收藏家、学者，致仕（即退休）后潜心写作二十余年，著书三十余部，尤其是在八十岁那年（1673年）撰成《天府广记》，这也是孙承泽最有价值的史学著作。

　　《天府广记》内页

　　《庚子销夏记》内页

　　西山樱桃沟（“退谷”）中的“石桧书巢”

　　备载北京历史、人物掌故

　　“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孙承泽在所撰《天府广记》中对北京的描述，广为后世学者推崇与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北京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书名里“天府”形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之地，此处指北京。其可谓明朝人记述明朝事，北京人编写北京地方志，记录了明末清初北京的城市与社会风貌，备载北京历史、地理、人物掌故，及明中央政府官署、典章制度，为我们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沿革、人物掌故提供了遵循。

　　北京城有三千多年历史，而有关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在汉代以前记载甚少，汉代到宋、辽、金也基本散佚无存。现存元代《析津志辑佚》过于简略，明万历本《顺天府志》（1593年刊印）仅有六卷。元代以来，北京地方历史文献书籍也不多，仅有的几部书籍或散佚或疏略，流传也不广泛。《天府广记》没有刻本，流传下来的抄本卷数各异，现今版本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校勘整理。

　　《天府广记》中搜集的北京地方文献资料较为丰富，颇具权威性，被时人所认可。精研诗文、致力经史的清代词人、学者朱彝尊曾说，其他著作“皆不若退谷（孙承泽）之《天府广记》致之尽而罗之广也”。《天府广记》先后被《四库全书》《（光绪）顺天府志》《清史稿》收录，列入史部地理类。乾隆曾讲：“重考彝尊书以成，七言权当序而行。名因日下荀鸣鹤，迹逮春明孙北平。”

　　《天府广记》对明朝各官署职掌制度、机构设置以及明代北京建置历史、典章制度写得较为详实，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比如，卷之二“府县志”中详细记述了顺天府的由来与变迁。北京府治，辽时称幽都府，又改为析津府；金为大兴府；元初为大都路，号大兴府。官署为宗正所据，官吏办事于佛寺。里面特别提到，“元至大中，监路平章政事莫吉奏请以钱四万二千五百缗买灵椿里周氏地，计十九亩，建为公署。”明初为北平府，永乐元年改为顺天府，其府治即元大都路总治旧署。顺天府又称京府，后来清朝继续沿用顺天府治。顺天府大堂建筑遗址位于东城区东公街，经过修缮，仍然保留着旧时样貌。

　　唯一明宣宗御制箴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顺天府大堂的明宣宗朱瞻基御制箴的记载，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箴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是皇帝对顺天府府尹提出的基本规范，这也是顺天府迄今所仅见的。虽然原物已经遗失，箴的内容乃存：“奕奕京师，四方所瞻。京尹之职，民庶事咸。周之内史，汉之三辅。不轻畀之，择贤以付。国家因之，有尹有丞。亦有庶寮，用赞厥成。芒芒区域，辇毂其本。王者施仁，笃近举远。尔体予怀，务勤以周。情必上通，泽必下流。水清玉刚，准平绳直。毋惮豪右，毋纵奸慝。赵、张、边、延，显显有规。无愧古人，祗我训辞。”

　　府尹原为汉代内史之职，掌治京师。汉景帝分置左右内史，汉武帝置三辅，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唐代京兆府置牧一人，五代置开封府尹，宋代不常置牧尹，后设权知府一人，元代设公署。明太宗改北平府知府为顺天府府尹，照应天府惯例，给银印，阶正三品衙门，定设府尹、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经历、知事、照磨、检校等官。掌管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劝农问俗，均贡赋，节徵徭，谨祭祀，阅实户口，纠治豪猾，赈恤穷困，清录罪囚。顺天府以及府尹皆系首次在北京设置，宣宗御制箴不仅是第一箴，也属唯一。

　　清初京师收藏无出其右

　　这部记述明代北京城市历史及政府机构的都邑志《天府广记》，之所以广受后人看重，与作者孙承泽平素善于积累、收藏历史文献、图书资料大有关联。

　　史载，孙承泽并不止于藏书、著述，他还是一位名望颇高的收藏家，其藏画就以质优量巨而著称，近代藏书家缪荃孙就曾这样评述：“京师收藏之富，清初无逾孙退谷（孙承泽的号）者。盖大内之物，经乱皆散逸民间，退谷家京师，又善鉴赏，故奇迹秘玩咸归焉。”这几句转化为大白话，就是说明末清初之际，不少曾经隶属皇宫大内的藏画都为孙承泽所收藏，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据传，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孝经图》以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书法作品，都曾入列孙承泽藏品库。清代诗人王士禛在其笔记小说集《池北偶谈》有言为证：“故明大内物，后归孙北海侍郎承泽家”。孙承泽常用鉴藏印记有“孙承泽印”“退谷老人”“北平孙氏砚山斋图书”“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长宜子孙”等。他把自己的收藏著录在《庚子销夏记》一书中，里面收录孙氏所藏百余件晋唐至明书画真迹，并加以品鉴评述。

　　在藏书方面，孙承泽更是注重质量，他曾经自评说：“余归山来，刻意读经史之书，藏卷万余，绝不存一别乘疽。”

　　因藏书颇丰，当时很多学者、文人都会前往孙承泽家中借阅书籍，一些人还会到退谷居所切磋诗文、谈论经史，无形之中促成了彼时学术传承。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讲到，自己曾经到孙承泽家中借阅《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籍。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文中亦曾提到，康熙初年，孙承泽老而居家，以至各地文人学者来到北京多与他探讨经学，人们称其宿学（某个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专家）。

　　年八十论道著书不息

　　孙承泽坚持每日手不释卷，著书传之于世，在康熙时期北京籍学者中自成一脉。清初著名诗人、文学家王士祯这样评价他，“白首著书，经以为经，史以为纬”，可谓耄而好学者矣。理学家李光地感慨说：“北海孙先生，前朝遗献也，年八十矣而论道著书不息。”学者朱彝尊以孙承泽为师，赋诗云：“穷冬蛰室寒，重扃昼飞雪。役车虽已休，客子远相挈。”礼部尚书王崇简评价他：“幼为书生以自励，老为经生以自强。”

　　不妨再添一则孙承泽与北京的轶事。西山樱桃沟又名“退谷”，即源于孙承泽。“退谷”中的“石桧书巢”是当年孙承泽隐居时的书房，无官一身轻的他在这里著书立说，终于写成《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等皇皇巨著。

　　概而论之，孙承泽终其一生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古谚，秉承“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理念，追求“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境，彰显“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精神。

　　古往今来，众多有识之士终身学习、著书立说，一批又一批好作品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自孔子、老子、墨子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老而好学的知名作者发挥着余热。比如，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年逾七旬写成《西游记》，近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九旬始临隋代《曹子建碑》等等，他们以各自的精彩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或许这也是中华文明虽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吧。(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文物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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