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坚持与发展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坚持与发展
2024年10月24日 02:35 媒体滚动

转自:团结报

  □ 林 松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简称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要职,在重庆全面主持西南局工作近3年,在此期间,面对西南地区的复杂形势,邓小平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成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解放和发展了大西南。

  工作对象——“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稳步地建设新西南”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认识到,要争取人民解放,必须带领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奋斗。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据《共同纲领》内容,统战对象应该是各民主阶级,即“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认识到只有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使统战工作落地生根。邓小平极为重视西南统战工作中的群众工作,明确指出:“要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紧紧地团结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由此可以看出,群众工作在党的西南统战工作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针对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认识,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针对问题针锋相对予以批评:“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统一战线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基本环节之一。他们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才能战胜三个敌人、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针对上述关门主义错误倾向,邓小平又从共产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提出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

  主政西南局工作期间,邓小平在统战工作对象方面亦有更多的认识与思考。在如何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搞好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他指出:“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认为:“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中共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例如,工业部门的工程师、职员不都是共产党员,政权机关中也有党外干部,还有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义”。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邓小平很有洞见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与他们的合作是长久的。他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要很好地与他们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国家建设,党和政府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西南地区的“五反”运动中,邓小平指出,“应该对于大多数犯法的工商业者采取从宽处置的政策,从而争取其中的绝大多数组成统一战线,去反对最坏的少数奸商”,这样做是“把资产阶级从悬崖绝壁的境地挽救过来,从而巩固了统一战线,这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城市统战工作除了做好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外,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也是重要方面,要“动员团结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这一工作,要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继续开展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同时,邓小平重视“同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协商和团结合作。就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他和刘伯承多次亲自主持召开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充分进行协商”。他还提出“对于重要民主人士的保护与对于我们自己同志的保护一样,公安部门要与统战部门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

  正是在邓小平及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西南地区党、政、军各部门紧密地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西南地区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工作方法——“统一战线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基本形式”

  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团结西南社会各界人士的主要形式,是邓小平对西南统战工作的创造性实践。1949年11月,毛泽东在《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指出:“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邓小平结合西南统战工作实际,强调:“通过召开代表会议,对联系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各界人民代表会不仅要认真地开,而且要经常地开。各县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甚至两个月开一次,内容如征粮剿匪等都可以,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士。”他还就川东、贵州和川南等地区召开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现的问题作了剖析,提出了工作要求,认为“各种问题都可以讨论,但就是没有开会,这就叫关门主义”,并提出,“我们要反对关门主义,做吃亏的人、管饭的人、不怕麻烦的人”。他对重庆开企业工人代表会议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开代表会议。譬如学校可以开学生代表会议、教员代表会议,县里可以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可以开农民代表会议”。1949年9月,邓小平在《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中指出:“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工作。凡使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两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无例外地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应注意代表们的代表性,即使有一二个反动派参加也不要紧,正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就是各个小县城、区政府亦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宣传我们的主张,提出问题,大家讨论,求得解决。”针对西南地区有关各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邓小平指出:“通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依据少数民族自己绝大多数的意愿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进行。”为了使西南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广泛代表性,邓小平认为社会各界代表的选举名额按照一定比例选举,这样才能做到让社会各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够使他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西南解放初期,封建力量比较大,对此,邓小平提出“我们反封建要有步骤、有方法,要团结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与我们一块工作”,因此“必须广泛地吸收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士绅,甚至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参加。只有具备了这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会议,才能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

  事实证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通过采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社会各界选举代表讨论、解决问题的形式取得良好的效果,参会代表们从城市社区、基层田野将各族群众诉求带到会议上协商处理,有效发挥了各界代表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扩大了党的声望,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既是西南统一战线工作方法的基本形式,也是克服西南工作困难的有效策略。正如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情况》中所指出的:“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凡是已经建立政府的地方,大体都召开了这种会议,收到良好的效果,对于克服困难作用甚大。”

  工作原则——“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决定着统一战线的前途、方向和性质。主持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重视党对统战工作领导权的问题,并对如何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方法。他指出:“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具体而言,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对的……首先,要坚决地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第三,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如果不使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一点,这项工作是做不好的。”邓小平从共产党员自身严格执行《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文告以及团结带领党外人士贯彻落实上述纲领、文告,还从党员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明确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领导的具体原则,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领导西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是该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准则。此外,1951年3月,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党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回溯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期间,他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西南地区具体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如何做好西南民族统战工作给予了指导,领导了西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矛盾错综交织、情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恢复发展了地区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2024年四川旅游学院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一般项目“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党的康、藏上层统战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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