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日本浮世绘歌川国芳《行者武松》
据报道，日本计划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翻拍成电视连续剧，知名演员织田裕二饰宋江，引起广泛关注。
其实，1973年日本拍过一版，丹波哲郎、中村敦夫等担纲，共26集，网上能看到。中国网友称它“剧情狗血，人物猥琐”，剧中“鲁智深像武松，武松像穿着兽皮的野蛮人”“潘金莲堪称史上最丑”，且“武打设计像奥特曼打怪兽”，但也有网友表示“节奏还挺快的”，可以当成喜剧看。
对日版《水浒传》，有网友担心：“不会故意丑化吧？”有些多虑。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受日本读者偏爱。清末文人燕南尚生曾好奇：“日本志士不译吾之《金瓶梅》，不译吾之《西游记》，其待《水浒》，不已见耶？”他的答案是：“《水浒》之有益于初学者三：起勇侠，斯尚气概矣；解小说，斯资俗文矣；鼓武道，斯振信义矣。”
日本现存《水浒传》版本种类多于中国，且日本人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更早。仅“翻案本”（相当于仿写）便多达21种，其中泷泽马琴（又称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一般简称《八犬传》）被称为“江户小说之冠”。
中日文化不同，日本人对《水浒传》确有误读，“翻案本”虽多，无一能与原著主题比肩。翻拍电视剧只能呈现日本人对《水浒传》的理解，但它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致敬，应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宽容地去看待。
《水浒传》难理解
四大名著中，《水浒传》的争议最多。
一方面，写法凌乱，衔接不足。金圣叹曾批评：“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另一方面，血腥描写多，冲淡了主题。清代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水浒传》究竟要表达什么，历代争讼不休。据学者张同胜钩沉，计有忠义说、诲盗说、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市民说、游民说等，都有道理，又都不完备。
《水浒传》中的英雄既讲忠义，又滥杀无辜；既反抗压迫，又渴望投降；既追求个人自由，又不尊重他人自由；既重视道德，又流里流气……为突出主题，金圣叹不惜“腰斩水浒”，被鲁迅讽刺为：“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
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可《水浒传》太难理解。
《水浒传》从史实到成书，历400余年：其本事是“淮南盗”，影响不大；南宋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无非屡战屡败后，乞灵豪杰；元代有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和“水浒戏”（现存6种），表达了“以侠补儒”之梦，梁山未必实指，而是公用符号，关汉卿的《鲁斋郎》中也有梁山；明清转向忠义，英雄们不再“勇悍狂侠”，而是“替天行道”……
“水浒故事”是多位作者接力完成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主题均不同，这使它很难被整体阐释，可“部分阐释”又等于没阐释。
学白话 读小说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想深入学习，只能靠汉籍。当时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均识汉字，可用“训读本”（用汉字书写，文序按日本语法）学习。但白话小说使用大量俗语，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也难看懂。
《水浒传》受欢迎，与唐通事教育有关。
唐通事即汉语翻译官，初期多是来自福建的中国侨民。据学者严绍璗钩沉，1672年，避明末战乱而居长崎的中国人达35家，冯六最早担任唐通事，以后又有刘一水、陈严正、郑干辅等。到后来，担任唐通事的是华裔，如深见玄岱，他是中国人高寿觉的孙子；再如庄左卫门、元右卫门，分别是中国人卢君玉的儿子和曾孙。再后来，日本人也当唐通事，1664年时，已达167人。
日本人想当唐通事，六七岁便开始学汉语白话文，十五六岁出任稽古通事，随大通事、小通事到港迎华人商船，现场学习，并协助起草呈文等。20岁时，可升任小通事。
学白话汉语，必读小说，唐通事雨森芳洲说：“我东人欲学唐话，除小说无下手处。”据教学要求，“中级阶段结束后，便向上级阶段移进，读《今古奇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一类口语小说。”
宗教信仰也推动了《水浒传》的阅读。
1654年，63岁的隐元法师率30名弟子从厦门到日本长崎，开日本黄檗宗，是日本禅宗三大派之一。黄檗宗作为禅宗支脉，起于福建的黄檗山，要求信徒能阅读汉语经文，并用汉语诵经。当时的日本将军、武士大多信奉禅宗，隐元法师受日本天皇和德川幕府将军护持，推进了当时日本高层学汉语的风尚。
“市民说”或最具概括力
学者舒媛媛在《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中指出：“通观《水浒传》，可以概括出三个关键词：英雄、感伤、虚无。”在她看来，《水浒传》不只是英雄传奇，也是一部充满感伤的小说，没人能真正面对死生幻灭的轮回，在英雄豪迈的背后，是无尽的忧伤，正如宋江的哀叹：“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水浒传》中饱含着对存在、对永恒、对自我的深刻反思：梦想永在远方，现实注定挫折，这种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与传统中国的市民精神完美契合。日本学者村上知行曾表示，《水浒传》“对了解中国人，特别是了解中国人民大众的国民性，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很好地阅读这样的书……能够自然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气质”。
《水浒传》刚传入日本时，能理解这一点的日本人并不多。
最早传入日本的《水浒传》，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版，当时福建与日本贸易往来多，自两宋起，福建建阳便已成全国三大刻印中心之一（建本、蜀本和浙本）。
1633年至1639年，日本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许中国、朝鲜、琉球、北海道等地商船赴日贸易。中国商船将大量图书贩至长崎港。据日本海关的《商舶载来书目》，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共有43艘中国商船赴日售汉籍，4871种汉籍传入日本。到19世纪初，70%至80%的汉籍已进入日本。
日本学者大庭修称，1711年，名为“五和一号”的商船一次便带去汉籍86种，1100余册。
汉籍卖到一字一金
《水浒传》初入日本，只在贵族家。
据学者赵苗在《〈水浒传〉与江户日本》中钩沉，日本名僧元正上人听说新到汉籍，抱病拄杖去看，见目录中有《水浒传》，忙查问，得知已售，无比怅然。他因读明代名诗人袁宏道《听朱先生说〈水浒传〉》中“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始知有这本书。
元正上人说：“新刊行的中国书籍价格奇贵，几乎一字一金，自己囊中羞涩买不起啊。而自己如此爱好书籍，大概前世是书虫的缘故吧。”
1757年，冈岛冠山将《水浒传》译成日文。他本名璞，号冠山，是长崎人，曾任唐通事。他的译本只刻印到20回，却引起轰动，被尊为“第一位先觉者”。
江户时代市民文化迅速发展，却无佳作，日本学者中村幸彦说：“对当时的有识者来说，中古物语已成了古典，如同隔云看花，既不为其所好，除了西鹤、其碛的粗野庸俗的作品，就再无其他可看的小说了。正在这时如同晴天霹雳，出现在眼前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小说的小说，就是《水浒传》了。”
1688年，到长崎的中国人达9182人，积极宣传《水浒传》，比如华裔彭城宜义，在长崎开讲《水浒传》，培养了许多爱好者。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水浒传》中有复仇主题，正对日本读者口味。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日本从前那些文学家往往把复仇的事实，当作最好的题材，或是用小说描写复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诗歌去赞美他的行为。近代还有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
武松改去打野猪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是“任侠道”崛起的时代。
据学者姜滨钩沉，此前日本主流是“武士道”，他们是贵族，凌驾在平民之上。可城市发展，商人崛起，下层武士没落，“町奴”（平民游侠）与“旗本奴”（下层武士）矛盾激化，各自结成黑社会。他们从《水浒传》中找到偶像——“无良”（不良）僧侣鲁智深、浪荡公子史进、憨直“阿呆”（傻）李逵、坚忍教头林冲。
这四人代表着僧人、商人、忠仆、武士，与“任侠道”的身份相通。日本学者中本知利说：“他们（水浒英雄）在故事中张扬的反权力性精神，强烈的认同诉求，应该就是日本任侠性格形成的原点。”“任侠道”还模仿了燕青、史进的文身。
1768年，日本作家北壶游写出《湘江八雄传》，是最早的“翻案《水浒》”，以后有《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坂东忠义传》《女水浒传》《梁山一步谈》《忠臣水浒传》等，都是毫不含糊地抄袭，有的甚至成了纯搞笑。
比如《忠臣水浒传》，署名山东京传，作者本名岩濑田藏，因《水浒传》讲山东故事，自号“山东子”。书中大星由良即宋江，兼好法师即九天玄女；潘金莲与孙二娘合成一人，即母夜叉；勘平是武松，小说中打的不是虎，而是野猪……为表明野猪也很厉害，作者还赋诗一首：“西阜野猪尤可怖，景阳猛虎复何凶？请看烈汉能捉杀，不减梁山泊武松。”
小说中有高衙内调戏林冲妻，还有女英雄户难濑一，擅双刀，作者特别写道：“人们都称她是梁山泊女将一丈青扈三娘的再世。”
言而无文 行之不远
“翻案《水浒》”中的代表作即《南总里见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出身下级武士家庭，用28年完成这部200万字的小说，主角是8个念珠转生的武士，代表“仁义礼智，忠信孝悌”8种美德。从艺术价值看，它远不如《水浒传》。
《南总里见八犬传》缺乏《水浒传》的悲剧意识，人物性格缺乏立体感。据学者勾艳军钩沉，泷泽马琴批评《水浒传》：“劝惩过于隐晦，致今无善悟之者，徒观其表不过是强人之侠义，甚为可惜。”“《水浒传》作者之大意，以草贼为贤，以衣冠为贼，其笔力如尽人情，诚为小说之巨擘，后世无加之者，但距劝惩过远。”
泷泽马琴认为《水浒传》中残忍描写太多，教人作恶，他想写一本能劝善的小说。虽有道理，但不能走向另一极端——片面强调社会效果，不计文本质量。日本著名学者盐谷温称赞《水浒传》：“结构的雄大，文字的刚健，人物描写的精细，不独为中国小说之冠冕，且足以雄飞于世界的文坛。”他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后来舶入日本的《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等得到更多赞美，可从社会的影响力、穿透力看，《水浒传》明显更优。
古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艺术追求的是美，美会用不寻常的方式兑现其社会价值——《水浒传》打开了一个另类的生活空间，为思考人生拓展出全新视角，其意义高于日本“翻案《水浒》”们力挺的“忠义精神”。而思想上欠高度，表达上又放不开，恰恰是1973年版《水浒传》电视剧的最大问题，但愿新版别再掉到这个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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