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协：协商民主的伟大开端|香港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邵雍

　　【编者按】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人民政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政协的胜利召开，还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在香港的协商和乘轮北上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留港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他们除发表宣言声明表示拥护外，还与中共香港分局的负责人多次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11月20日，中共香港分局方方、潘汉年、连贯联名致电中央，报告在港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要点是新政协开会应规定共同纲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大多数人的意见均赞成用“新民主主义”为今后新中国最高原则；国旗、国歌应先研讨准备；华侨民主人士各阶层应有代表参加筹备会。

　　9月13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人乘坐“波尔塔瓦”号轮率先离开香港北上，9月29日到达哈尔滨。

　　11月23日，马叙伦、许广平、郭沫若等十多人登上华中轮北上，12月3日在辽宁丹东大东沟附近王家岛登陆后，改乘汽车前往沈阳。

　　12月27日，李济深等19人乘坐“阿尔丹”号轮北上，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

　　1949年2月28日，陈叔通、叶圣陶等20余人乘华中轮北上。3月5日抵达烟台，后由陆路直达北平。

　　对在香港的政协代表，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愿北上即作罢，不要丝毫加以勉强，如果本人虽愿充新政协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袭击危险，对北上踌躇，或因情况复杂，而有所顾虑，也不要勉强说服其北上，使一切责任全由我负，将来不论有无危险，我总陷于被动。故邀请是一件事，必须将话转到；愿来与否，是又一件事，必须出于本人自愿。”

　　本来，中共方面已有安排李济深第一批北上的计划，但李济深说时间太匆促，一时来不及走。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为此做了工作，1948年冬的一天，吴茂荪请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等人吃饭，饭后何香凝对李济深说：你还是早走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当时，李济深向中共方面表示，自己虽想尽早离港，可家属人多，往后生活还未安顿妥当，尚差两万元安家费。为此，方方表示可以资助，除妥善安排李济深的家属，还安排民革组织中与李济深亲近的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等人一同北上。经过这些工作，李济深决心北上。

　　对宋庆龄从上海的北上也是关怀备至，中共中央委员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在上海足足等了两个月，民主人士史良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在解放区的酝酿和进京开会

　　除在香港之外，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新政协的政治协商同时也在东北解放区进行。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希望他们向各民主党派在哈尔滨的代表（民革，谭平山、蔡廷锴；民盟，沈钧儒、章伯钧；救国会，沈钧儒；农工民主党，章伯钧；民促，王绍鏊；国民党促进会，蔡廷锴；民联，谭平山）声明，我们所提出的新政协名单只是我们的希望，他们有权加以增减或完全改动。根据高岗、李富春的回电，他们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等七人首次协商座谈达成的共识有：关于召集新政协的原则，大家一致同意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反动分子。关于新政协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均表示很满意。章伯钧说中共中央的政治风度是伟大的。朱学范说中共中央政治风度超出各党派理想之外，由各党派共同召集，各方面均会十二分满意的。蔡廷锴说中共之伟大超乎理想之外，在港商谈，是主张或由各党派，或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大团体召集，现在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之好。关于政协重要讨论事项，可以讨论宪法草案。关于共同纲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是其三个共同原则。关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章伯钧和蔡廷锴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之后，在哈尔滨还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协商座谈会或其他形式的新政协筹备活动。整个讨论新政协的过程，就是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到达大连后对前来迎接的朱学范说：我既下决心并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也好，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月10日，李济深到达沈阳，14日就接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闻公抵沈，敬表欢迎”的电报。

　　1月27日，在东北解放区受到热烈欢迎的马叙伦写下了《东北各界欢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余以赴政治协商会议与焉即席口占》，其中云：“一堂敢诩群英会，个个都缘民主来……矛头所向无天堑，听取传书奏凯回。”盛赞解放区群贤毕至，中国共产党扫除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定会繁荣昌盛。

　　2月24日，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朱学范等一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离开沈阳。次日中午车抵北平。2月26日，郭沫若随各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出席由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今天真正是光荣绝顶了。为了扩大和巩固我们的光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扫除一己的私心，摒除一切的门户之见，要无条件地拿出全部的力量、精神和生命，无条件地拿出来，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为建设新中国而鞠躬尽瘁。”

　　无微不至关爱民主人士

　　安排民主人士北上乘坐的轮船有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和“阿尔丹”号，挂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挂挪威国旗的英国商船宝通轮等十多艘。每批北上的船，中共香港分局都派有相当的党员负责陪送。其中临时紧急租借的属于香港船东的800吨小型客轮“华中号”，仅仅为了悬挂葡萄牙国旗，所付的代价就相当于租一趟船的费用。为了安全护送黄炎培等人北上，潘汉年通过朋友介绍找到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要求帮助。周作民同意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

　　1949年3月21日，从香港启航前往天津的船上有200多名乘客，其中有民主人士周新民、刘王立明、曾昭抡、黄鼎臣、严济慈等，还有阳翰笙、冯乃超、史东山、臧克家、徐伯昕等文化界人士以及被香港当局封闭的达德学院学生50余人。这批民主人士的北上，是三联书店应中共香港文委书记的邵荃麟要求组织的。三联书店通过商业关系租了悬挂挪威国旗的宝通轮。考虑到这批北上人数众多，行前经办人员还特意买了200张帆布床。

　　相较而言，对于李济深等人的到来，准备得更加周密，接待更为周到。周恩来电示在大连的中共工作人员，要他们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安排最好的旅馆，确保安全；要举行宴会，甚至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交代；还要大连地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为民主人士准备好御寒的皮大衣、皮帽子、皮靴。除免费提供御寒衣物、日用品之外，每人每月还发给一定数量的东北币作为零用钱。李济深到达大连时，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张闻天、李富春以及民革朱学范等到码头迎接，其中张闻天是代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专程由沈阳前来大连的。李济深一行被接至大连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张闻天、李富春一一看望，进点心后即参加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关东酒楼举行的欢迎午宴。

　　第一批从香港北上的沈钧儒等人被安排在东北局招待所——设备华丽的马迭尔旅馆住宿。马叙伦、郭沫若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下榻的沈阳铁路宾馆为俄式建筑，内部开间较大，设施条件在当时首屈一指。

　　民主人士的一日三餐，以前三批民主人士都住过的地方的沈阳铁路宾馆为例就可知晓。铁路宾馆一层大厅供应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宾馆厨师做的俄式西餐与上海的罗宋大菜口味相近。早餐供应牛奶，午餐晚餐常有酸菜白肉火锅。此外还有夜宵：牛奶一杯和随意取食的清蛋糕。每人每月发放两条香烟，不吸烟者也得照收，可转送他人。

　　1949年3 月 16 日晚，抵达河北沧州招待所的叶圣陶一行人得知，从天津特意开来一辆专列供他们夜宿。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以刻苦为一大特点，而招待我人如此隆重，款以彼所从不享用之物品与设备，有心人反感其不安。” 3月 18 日上午，陈叔通、叶圣陶等人抵达北平。先期北上的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几十位抵平人士及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车站迎接。随后，民主人士一行被接住北平六国饭店。

　　团结民主人士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北平双清别墅举行，中共代表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2人，其他代表涵盖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等方面，实现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参与。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共有23个方面134人参加。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中共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筹备会的任务。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有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针对个别人在与民主人士共事上存在的错误认识， 6月22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会上说明：“新政协为长期组织，也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坦白的。对原则问题一定要争，对非原则问题要善于妥协。不能性急，更不能怕麻烦，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合作，保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前进。

　　在酝酿政协代表名单时，对于邀请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起义将领参加，有些共产党员和部分民主人士不能接受。有人说：“早革命不如新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也有人说，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复进行政策解释，指出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对于争取、教育他们的下属和分化瓦解敌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政策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说：这些人必须合作，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人民政协会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毛泽东还把华侨代表司徒美堂请进香山双清别墅，对他说：“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司徒美堂坦陈内心想法：“以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要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是来给共产党抬轿子的，捧共产党上台的。”毛泽东听后认真回应道：“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9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党员代表大会，刘少奇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快要胜利了。现在以前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人都来了，我们不要讨厌他们，要团结他们，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实现对他们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必须执行。如不执行，不能胜利，即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次统战工作，是以我们为主。我们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正确执行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群众路线，指出：“人家为国家人民做事是有条件的，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求代价的。党员与非党员之分即在于此。思想上——觉悟不够，政策上——违反路线，这是绝对当心的。我们必须在此点把思想打通。”他还说：“我党胜利了，得了天下，但得天下后重要者要天下归服，如不服，天下即坐不稳。”“不要拒绝人家来归服。我拒绝而人家走了，天下就坐不稳”，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共党内的统战意识，推动了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代表的顺利产生。第二天，夏衍等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检讨了各自在统战政策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及小算盘作风。

　　无论在香港、哈尔滨还是北平，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政协事先绝无成案强加于人。相反，在筹备新政协的民主商议过程中共代表与民主人士在坦诚的氛围中沟通和交流，对于民主人士不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均予以十分尊重，高度重视，从善如流，或全部或部分有选择地加以采纳。如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共中央曾设想过1948年秋在哈尔滨召开。后随着形势迅速发展，同时吸收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见，将新政协会议定在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关于新政协会议的任务，原来“五一口号”的提法是：“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后来经参与筹备各方研究后，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并决定“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的职权”。其他关于新政协的发起单位、代表的资格与产生办法、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界定、国旗国歌的制定等也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民主人士意见的倾听、协商与采纳，是建立在相互平等、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9月7日新政协会议召开前，为了进一步统一参加新政协各方面代表的思想，周恩来专门向政协代表们做了代表人选的协商情况和新政协会议组织法、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的报告。他首先指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有45个方面及特邀代表共662人参加，充分体现了真正的民主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