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家雷
(一)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笑,甚至责难。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
(二)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重要标志。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企业只注重“义”,不注重“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
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自己也会无路可走。
(三)
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作者系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授,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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