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支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杨跃进

　　1937年10月，新四军组建后，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就多次指示，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开辟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地理位置与发挥作用看，苏中地区显然是这一根据地的一块重要的战略支点。

　　严峻的形势

　　按中央部署，新四军成立伊始即迅速深入敌后，战斗在大江南北，打了不少漂亮仗，陆续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抗战相持之后，根据地的建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诸如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限制和破坏，加上日伪军频繁的“清剿”“扫荡”，这些严酷的现实错综叠加，使苏中地区的抗战形势异常严峻。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客观上需要苏中地区作为战略支点起拱卫作用，因而打造相对稳固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

　　日军为防止新四军对其南京腹地的威胁，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控制，加大了兵力配置，1941年1月11日开始便对苏中地区大规模“扫荡”，数千士兵占领黄桥。同时，又以诱降的手段，迫使国民党军变节投降。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军，如鲁苏皖游击区副总指挥李长江、启东游击第6纵队司令徐承德、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等先后投敌叛国，与汪伪合流，苏北苏中地区的伪军很快增加到37000多人。

　　李长江等投敌后，于2月至3月间向东台、海安、兴化等地发起进攻，一时间苏中地区人心恐慌，给抗日民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许多民众坚决要求抗日除奸、守卫家园，而一部分民众为保全自身利益想当顺民，还有些地主、商贾和游民则持动摇、观望的态度，就连一些社会上层爱国人士和不少群众也疑虑苏中新四军能否生存，能否坚持。

　　鼓励与讨伐并举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少奇、陈毅分析了苏中民众的情绪变化，回答了人们提出的疑虑和问题。刘少奇、陈毅认为，在敌后沦陷区中，一切的中国人，不论他属于何党何军及何种地位，他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和敌人打；二是投降敌人；三是逃走。共产党、新四军选择第一条路，即和日军打的路，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逃走的路不好，因为无地可逃，逃到哪里都不安全；投降，是更不好的路，这是丧失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当亡国奴和汉奸，只能任凭敌人宰割，其身家性命更加危险。因此，只有打这条路，才有最终获得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可能。新四军理所当然要担负起对日军作战的任务，但单靠新四军是不够的，还必须动员每一个中国人武装起来，才能发生极大的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把军民的抗日武装力量组织起来，以积极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是能够坚持抗日根据地并战胜日军的。刘、陈在向苏中民众细说保家卫国道理的同时，还把打击敌伪的实际行动体现在民众面前。

　　面对日军“扫荡”，李长江投敌，立足未稳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必须从军事上给予坚定有力地回击，以鼓舞民众的抗日志气，安抚人心。为此，李长江刚一投敌，新四军军部当即电告粟裕：“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阴谋很大，海安、台东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2月18日，陈毅、刘少奇又发布讨伐李长江的命令：李长江叛国殃民，配合日军进攻。“本军为坚持抗战，保卫苏北，决予讨伐该逆。兹特任命本军苏北指挥官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仰即遵照，迅率所部歼灭李逆为要。”

　　1月初，在日军“扫荡”苏中地区之际，苏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还没有正式成立，为加紧步伐，粟裕于17日由盐城返回台东二里桥，在此组建了新四军第1师师部。2月18日接到军部命令后，第1师主力即于19日兵分三路发起了讨伐战，迅速攻克姜堰、石空垡、苏陈庄三个据点。20日又攻取泰州，李长江猝不及防，兵败弃城。这是对投敌者的一次严重惩罚，大大鼓舞了苏中军民的抗日士气。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

　　动荡的局势相对稳定后，苏中地区的党政军机关遂告成立。3月19日，根据华中局决定，将东台、兴华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正式划定为苏中区，统辖东台、兴华、泰州、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启东、江都、高邮，共11个县；设苏中区党委，刘炎为书记，陈丕显为副书记；苏中军区由新四军第1师粟裕兼司令员，刘炎兼政委，钟期光兼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军分区和“联抗”；苏中地区的行政工作归管文蔚为主任的苏北行政委员会领导。

　　确立苏中抗日根据地，具有战略支撑的意义。自新四军开辟苏北以来，日军就有不安之感，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更是坐立不宁。日军认为，新四军渗入苏北，其南京占领地就会不稳，长江、陇海路也受威胁，粮、棉、盐的运输将阻碍重重，于是决意把新四军赶出苏北，因而在地域上加紧了分割和封锁，以利于其进攻“扫荡”。新四军为打破日军的企图，把苏北地区划分出苏中区来，实行小省制，发展游击部队，建立抗日政权，使苏北苏中连成一片，南北呼应，相互支援，以利于抗日斗争坚持下去。苏中地区的抗日战斗力强，且灵活多变，能够适应日军的分割“扫荡”。日军“扫荡”苏北时，苏中即可有力牵制敌人。日军大举进攻苏北之前，新四军军部即指示苏中军区把敌人拖在苏北的南面。为此，苏中新四军以游击战的方式刺激日伪，威胁敌人，最大限度地把敌伪吸引在苏中地区，缓解日军对苏北的压力，力保苏北盐阜、淮海两区的相对稳定。

　　4月份，苏中新四军向日伪发起猛烈攻势，连续作战半月有余，攻打了黄桥，拔掉了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老头庄等日伪据点。之后又不断小规模进攻，使小股敌人处处受击。新四军的主动出击，苏中民众的抗日激情随之而起，他们配合新四军袭扰据点、伏击敌人，破路拆桥、站岗放哨，运送伤员、捉拿汉奸。

　　在抗击日军中，苏中新四军的战术灵活机动。当日伪“扫荡”时，主力部队便迅速分散，跳出“扫荡”圈，从外线打击敌人，而在内线则靠地方武装与敌周旋。为充实地方武装力量，新四军主力在各个分区拆散一个团的兵力，以连或营为单位编入各个县团，在区、乡也编入了连或排的力量。新四军主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而展开的游击战，使日军很伤脑筋。他们每次“扫荡”原本想捕捉新四军第1师主力，但均以扑空而告终，致“扫荡”收效甚微而消耗很大。敌伪的“扫荡”退去之后，新四军又集合起来，在农村从事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实行减租减息。

　　保卫苏北盐城

　　6月下旬，欧洲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的“扫荡”更为频繁。其在苏中地区的“扫荡”扑空后，估计新四军第1师主力已集结苏北盐阜地区，于是又集中陆海空力量攻向盐城等地，妄图一举歼灭新四军主力及其领导机关。7月20日，在苏北的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因遭到日军大规模“扫荡”而处境危急，此时“保卫苏北盐城”成为一个口号，苏中军民全力以赴，奔向反“扫荡”的战场。

　　日军北犯苏北，其占据的苏中海安、靖江、如皋一带顿时空虚。粟裕抓住这一时机，决定猛力敲打其薄弱环节，断其后方交通。于是，第1师叶飞的第1旅连拔黄桥、季家市、天星桥、姚家岱、孤山等重要据点；陶勇的第3旅相继攻克金沙、马塘、石庄等重要据点；王必成的第2旅在盐城以南，对自东台北犯盐城之敌施以节节抵抗。在苏中军民的合力抗击下，泰州、如皋、海安之间的公路桥梁已被破坏，还在大小河道中筑起了一道道暗坝。敌伪因为运输困难，前方给养不能有效送达，后方兵力无力接应，京沪铁路受到威胁，从而挫折了他们“扫荡”苏北的锐气。

　　日军原以为向苏北进击，苏中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几次苏中“扫荡”均未与新四军第1师主力相遇，判断其大部已集结于苏北，但没想到北犯苏北时，后方却遭到了苏中新四军主力的奋力抗击，于是不得不暂停进攻。日军军团司令夏腾井田连连训斥旅团长南部襄吉，命令其北犯部队迅速南撤，救援如皋、海安、泰州等地。日军痛感苏中抗日军民的威胁，因而回转南下，于8月13日向苏中地区席卷而来，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扫荡”。日军以优势兵力和装备，如用汽艇沿河道疯狂扫射搜索，控制了苏中地区的运盐河、运粮河、老龙河等主要河流。用飞机对李堡镇等处猛烈轰炸，反复“清剿”，重新修建了20条公路，掌控了158个据点。“扫荡”由每月一次改为半月一次，以千人或数千人的兵力袭击苏中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与武装部队，200人到300人的“扫荡”或黑夜偷袭更是屡见不鲜。新四军将士常常几夜不得睡觉，有时一个夜晚必须转移几个地方。敌人每次“扫荡”，民众中总有许多亲人被杀，房屋被烧。很显然，苏中地区的抗日形势更加残酷起来。

　　保持一个基本区

　　然而，苏中军民并没有因为抗日根据地的急剧缩小而悲观沮丧，相反，他们为了生存，仍冒着敌人的炮火，去拼搏去抗争。当时，粟裕认为不能设想全苏中地区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这个基本区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如果没有这一个基本区作为依托，作为一个回旋的余地，要对苏中各区实施协调指挥是不可能的，要坚持苏中抗日斗争就更加困难。经过集体研究，粟裕决定把三仓至丰利一带作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这一地区背靠大海，地域开阔，交通闭塞，便于新四军回旋游击。日军曾两次攻占三仓，但均得而复失，最后三仓还是回到了新四军的手中。这在于粟裕综合运用了运动防御、游击袭敌、破坏交通、孤立困敌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术，造成日军前进受阻，欲占不能。粟裕估计，对于丰利镇虽然难以长期控制，但在此展开争夺可直接策应三仓。在丰利镇的5次争夺战中，日军既有攻占，也有撤离，从而起到了消耗、疲惫、挫败日军的效果。新四军第1师保持着以三仓镇为中心的基本区，但并不是党政机关与部队总是停留在某一个地点上，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游击中打击敌人。正是以这种方式，到1941年底，新四军仍然控制着包括基本区在内的苏中47%的地区。

　　减租减息与“菩萨军”

　　苏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存在，根本在于军民团结，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苏中地区的减租减息是1941年春开始的，涉及面广，参与农民约100万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把苏中民众发动与组织起来，当着力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办法是从地主那里减租减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是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大部分地主有抗日的意愿或要求，政治上团结、经济上保护他们，又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一方面地主必须减租减息，一方面又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就引出了如何减租减息的问题。

　　1941年4、5月间，苏中区在泰州的浒零镇和李堡镇召开了两次党政军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减租减息。与会者对党中央提出的“二五减租”讨论得很热烈。苏中四区地委书记向明等认为，“二五减租”，地主富农得益太多，农民受益甚小。过去曾没收地主的所有土地和一切财产，如今只提“二五减租”，是太右了。苏中大地主多，租利重，如果减租少了，农民得不到什么利益。于是主张多减一些，从“二五减”改为“三七减”，不能让步。另外，讨论中还涉及地主阶级属不属于统战对象问题。

　　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等不同意“三七减”的主张，认为尽管中央在减租的比例上有过“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的指示，但苏中地区的减租刚刚开始，民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具备“三七减”的条件。抗日要团结开明的地主士绅，不能树敌太多。很多人也不同意地主阶级不是统战对象的看法，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压在我们头上，使民族矛盾变成压倒一切的矛盾。日军打来的时候，地主的房屋同样被毁，亲属同样被杀。不少地主对日军的侵略有切肤之痛。日军是一个强大的敌人，需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经过讨论，绝大多数人在地主阶级是统战对象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二五减租”问题上仍有分歧。刘炎、粟裕将意见综合归纳，请示了华中局。不久，刘少奇来信指出：“二五减租”是一条原则，但要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租税重的可以多减，租税轻的可以少减。如个别地方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实行倒四六、倒三七减租。应灵活掌握，切不可超过地主能容忍的程度，从而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苏中区确定了“二五减租”的原则；对减息也作了规定：地主与农民，或农民与农民间的，一般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或称“半分减息”，最多不超过二分。减租减息的原则确定之后，苏中各县抗日政府颁布了条令，张贴了“二五减租”“半分减息”的布告。

　　减租减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政策。掌握这一政策并不简单，认识上若有偏差或片面，会影响它的贯彻乃至根据地的巩固。苏中军民对减租减息的认识是经过反复争论后才统一起来的，因而工作卓有成效。

　　新四军全心全意地工作，增强了农民对抗日民主政权的信任，增强了减租减息的信心，当地贫苦农民把新四军当自己的亲人。他们一遇到新四军就奔走相告：“菩萨军来了！”苏中地区的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团结了开明地主士绅，提高了民众的抗日觉悟，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拥有了日军“扫荡”不垮、“清剿”不掉的苏中抗日根据地。

　　（作者单位：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