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之城的陷落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五日深夜,困守国都晋阳的北汉末代皇帝刘继元开城投降,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国落幕。赵氏皇帝终于实现了昔日“先南后北”的统一构想,半个世纪的乱世随之结束,历史将迎来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文明演进的“造极”时代。
遗憾的是,晋阳城没能见证这一黄金时代。
开城四日后(十日),宋太宗赵光义下令“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并将城中僧道和富户迁至洛阳。又八天后(十八日),赵光义“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门楼。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旋即命令“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次年四月,太宗又下令,“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故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
经过火烧水淹,一千四百余年的北方名都彻底消失在地平线。半个多世纪后,欧阳修出使河东,他在《晋祠》诗中描述的晋阳故地已是另一番景象:
古城南出十里间,鸣渠夹路何潺潺。
行人望祠下马谒,退即祠下窥水源。
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
并儿自古事豪侠,战争五代几百年。
天开地辟真主出,犹须再驾方凯旋。
顽民尽迁高垒削,秋草自绿埋空垣。
并人昔游晋水上,清镜照耀涵朱颜。
晋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
这首诗作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庆历四年(1044)。行人下马拜谒的祠堂和渠中的潺潺泉水,就是李白曾赞美的“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晋水从晋祠之畔发源东流,主要分为两支,南支径直东流注入汾水,居于其北(阳)的城池由此得名“晋阳”,北支则经由大名鼎鼎的智伯渠(传为春秋末年智伯裹挟韩氏、魏氏水灌晋阳城时所凿)向东北流入城中,入城之门由此得名水门,又名水窗门,(《永乐大典》本《太原志》)李白大概就是由此携妓“浮舟弄水”,向西南郊的晋祠驶去。
李白与欧阳修不仅游览路线完全相反,见到的景象也天差地别。在李白的时代,晋阳经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的踵事增华,发展为东、中、西三城并列“汾水贯中城南流”的“天王三京”“雄藩剧镇”。(《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而欧阳修循着智伯渠北行,见到的已是一座废墟。
晋阳化为丘墟,对北宋而言则是“凯旋”。赵匡胤在位期间,北宋相继消灭南、后蜀、南汉、南唐,版图只余北汉一隅。太祖曾两次亲征晋阳,皆无功而返,后暴崩于第三次北伐发动之初,其弟赵光义在“烛影斧声”的疑云中继位,立誓“太原我必取之”。太平兴国四年的围城,既是北宋第四次征讨北汉,也是第三次御驾亲征,即欧阳修所谓的“再驾”。
北征前夕,太宗也难免惴惴不安,私下里召枢密使曹彬来问:“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何也?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
晋阳,难道真是不落之城?
战事进行得异常惨烈,御前护驾的数十万弓弩兵一刻不停地轮班发射,“每诏给诸军箭数百万,必顷刻而尽”,“矢集太原城上如猬毛”,“矢石注洞屋如雨”。名将呼延赞时任铁骑军指挥使,攻城时冲锋在前,刚要登上城头就被守军击落,如此“及堞而坠者数四”。(《宋史·呼延赞传》)
晋阳易守难攻,确实与“城壁坚完”有关。据中唐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晋阳城与晋阳宫墙皆高四丈(11.8米),《新唐书》也说晋阳城高四丈,而晋阳宫比晋阳城还高八尺。隋唐两京中最为宏伟的洛阳,其皇城墙也不过三丈七尺(近11米),只有宫城高达四丈八尺(约14米),若晋阳宫高四丈八尺,则与洛阳宫并驾齐驱,若高四丈,则仅次于洛阳,仍高于三丈五尺的长安宫城。正是依赖这一城防条件,晋阳成为安史之乱时“三京”中唯一没有沦陷的都城。
既然宋军已经在五月七日“毁太原旧城”,为何又要在十八日“尽焚其庐舍”?随着晋阳城化为灰烬,这个问题已永远无法解答。同样蹊跷的是,赵光义登临北城、居民强制迁徙与火烧晋阳发生在同一天内,尽管有朝廷出面组织(“遣使分部”),但仍发生“焚死者甚众”的惨剧,这似乎说明,焚城的念头是在某种情绪作用下突然涌现的。
晋阳城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赵光义登临的城北门楼正是全城的制高点所在,不仅晋阳城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眺望遥远的洛阳。从北魏的尔朱荣到东魏的高欢,从隋末的李渊到五代的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晋阳之甲”曾一次次以居高临下之势席卷河南,使洛阳触手可及。
或许,那天赵光义在晋阳城楼上也看到了汴梁?
凝视一座废墟
自先秦以来,胜利一方将敌国的都邑人口迁徙掳掠、城郭建筑涤荡销毁从而“墟其国”者不可胜数,“顽民尽迁高垒削”的故事在十六国北朝更史不绝书。
北魏分裂后,旧都洛阳沦为战场,侯景在河桥之战“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武定五年(547)杨衒之重返洛阳时,那里已经“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洛阳伽蓝记·序》)北周灭齐后不久,驻扎在北齐故都邺城的相州总管尉迟迥一度联合旧北齐势力叛乱,时任大丞相的杨坚为绝后患,下令焚烧邺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周书·静帝纪》)九年后,隋平陈,隋文帝故技重施,将六朝古都建康“平荡耕垦”,(《隋书·地理志下》)夷为平地,于是“建康为墟”。
然而,长期作为霸府别都的晋阳竟成为一个异数,不仅躲过毁城噩运,而且成为隋初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邑”。(《隋书·经籍志四》)《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晋阳城规模称:
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左传》言董安于所筑。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高齐后帝于此置大明宫,因名大明城……城高四丈,周回四里。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连仓城,北面因州城,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晋阳宫,隋文帝更名新城,炀帝更置晋阳宫,城高四丈,周回七里。又一城东面连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开皇十六年筑,今名仓城,高四丈,周回八里。
府城和三座小城构成了一个层累堆叠且不曾中断的城市史脉络,从赵简子家臣董安于肇建城池,到欧阳修联想的“战争五代几百年”,它承载了春秋至隋唐的历史遗产,但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王朝或君主,而是铭记了无数个事件与人物。在中国历史的上半场,晋阳城一次次成为高光时刻的历史舞台,最终,它本身也化作了这段漫长历程的记忆丰碑。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晋阳城的“秋草自绿埋空垣”才显得格外残忍。如巫鸿所说,与建立在宏伟石质结构建筑遗存上的欧洲废墟观念不同,古代中国对废墟的理解是建立在“取消”这个观念之上的:“废墟所指的常常是消失了的木质结构所留下的‘空无’,正是这种‘空无’引发了对往昔的哀伤。”(《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
秀荣(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就曾凝视这座“空无”的昔日首府:
西山万古壮陪京,一日汾流入废城。
浩浩市声争晓集,畇畇原隰但秋耕。
晋公老去诗仍在,越石亡来恨未平。
千尺浮图暮烟底,瓦盆浊酒为谁倾。
此诗题为《太原古城惠明寺塔秋望》,与欧阳修一样,元好问也是在秋天走入这座废墟。
晋阳西侧从属于吕梁山系的一段山脉称为西山,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近些年考古学者逐渐探明晋阳古城的城垣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向城墙及重要建筑遗迹轴线全部呈北偏东18度。考虑到六朝建康城北偏东24.6度的中轴线正与城西长江的流向平行,(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晋阳城的倾角应该也与西山山脉和汾河故道的走向相平行。经过东魏以来历代的经营,西山已成晋阳郊外盛景,有蒙山开化寺、龙山童子寺、天龙山寺等十余所石窟及寺,敦煌石室发现有三藏法师《题童子寺五言》云:“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渌,汾水一条清。”西山与汾河之于晋阳,正如邙山与洛水之于洛阳,钟山与大江之于建康。
西山与汾河亘古不变,但元好问目睹的陪京已经是一座废城。触发怀古之情的是惠明寺里的一座舍利塔,又称阿育王塔。此塔建于隋文帝仁寿年间,太平兴国四年焚城时毁于大火,据说后来废墟上常有“灵光”显现,于是宋真宗下令重建木塔,高二百七十尺,咸平二年(999)木塔毁于雷电,四年后,朝廷主持重修,改建为砖塔,高一百五十尺,时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吕惠卿为之撰写塔铭。在碑铭中,吕惠卿颇显心虚地对舍利塔的屡建屡毁给出解释:
唯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与,既来四方矣,而刘氏独据太原,当是时,举天下之力以定一国,宜无不克者,而承钧以汉祀为辞,则终其身不为之加兵。至乎继元迷不知变,我太宗皇帝亲讨不享,城虽被拔,犹且力拒,亦为之却师以开其降,遂脱一国之民死,则我一祖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旷古之罕见者也。则我有宋国祚之长远,虽与佛日照临于无穷岂不宜哉!
在吕惠卿看来,太祖“举天下之力”三征北汉不克,不是不能,而是有心保全北汉宗庙香火,北汉投降前夕,太宗亲自在城南督战,彼时“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据说太宗担忧军队失控屠城,“因麾众少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此即所谓“脱一国之民死”。吕惠卿认为,正因为一祖一宗对太原“至德深仁旷古罕见”,所以大宋国祚无愧于“与佛日照临于无穷”,惠明寺塔的屡毁屡建就是明证,随着易于受灾的木塔改建为坚固的砖塔,这一见证将永远矗立在晋阳故城。
遗憾的是,改建后的砖塔又在元末毁于战火,明初重建时改为砖砌藏式喇嘛塔,后经清代维修留存至今。在近代移入晋祠之前,吕惠卿撰写的塔铭一直存放在舍利塔旁,元好问一定读过。事实上,元好问的另一首长诗就是对吕惠卿历史叙述的彻底反驳: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废墟之旅又一次从晋水与晋祠(惠远祠)开始。望川亭在晋祠悬瓮山(西山诸峰之一)上,传说始建于北齐。西山是眺望晋阳城的绝好处所,北齐文宣帝曾登西山童子佛寺望并州城,问曰:“此何等城?”侍臣回答:“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北史·唐邕传》)而元好问在山上望到的,只有春风中摇曳的麦浪,“故宫禾黍”这一经典的废墟意象在晋阳得到了极度贴合的重现。
在元好问看来,北汉的投降并非无血开城,刘继元(薛王)虽降,但晋阳百姓不肯降,仍以屋瓦为武器抵抗到底,而晋阳大火则是赤裸裸的报复。来自南方的征服者迷信鬼巫禨祥,焚毁晋阳仍不罢休,像传说中秦始皇开凿秦淮河以泄断“金陵王气”一样,征发“万夫畚锸开连冈”,不仅如此,在汾河东岸唐明村上新建的并州城(即今日太原旧城的前身)又一律将十字街改为丁字路,目的是彻底“钉破”并州龙脉。晋阳的毁灭没有换来赵光义与吕惠卿所期待的“国祚无穷”,恰恰相反,中原北门顿失“巨屏”,河洛腹地向契丹与女真洞开,北宋终于与并州同归于尽。
值得注意的是,两首诗都提到了舍利塔的崩毁——“千尺浮图暮烟底”“白塔一摧城覆没”——这绝非偶然。前文已经提到,在元好问重访废墟时,舍利塔已被改建为更加坚固的砖塔,但在元好问的眼中,这座新塔宛如不存在。事实上,这类“反事实”叙述在诗中比比皆是,北汉百姓在开城后的继续抵抗与“钉破并州”之说不见于任何史籍,很可能是经由诗人进一步演绎的某种民间传说。尽管于史无据,但它承载了一种与北宋官方截然相反的历史记忆,在这种记忆里,晋阳从未被征服,更不会随着舍利塔的重建而被征服者所利用,因为真正的惠明寺塔已经在晋阳大火中彻底消逝。
何处读残碑
目睹遗迹对于怀恋并州乡梓的元好问来说是无比残酷的,这种情感与明清鼎革后张岱目睹西湖惨象时的崩溃情绪有相通之处: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
与张岱一样,元好问也不止一次地在梦中重建晋阳,不同的是,张岱毕竟见过西湖最美好的样子,故而在目睹废墟后“急急走避”,退而撰写《西湖梦寻》,而晋阳在元好问出生前二百年已化为焦土,他只能“想见城阙云烟中”——一座被浮想承托的海市蜃楼。
张岱的著述传承了古典中国的一种古老传统,如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一样,通过文字承载回忆,使一座城市获得不朽。遗憾的是,晋阳城永远失去了这种可能,太平兴国四年的大火不仅摧毁了城郭中的木构建筑,而且磨灭了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
金朝大定年间《重修九龙庙记》碑载(嘉靖《太原县志》):
《丁氏谈录》云:“兴国中,既克太原,迁其民毕出,万炬俱发,一夕焚荡,蔑有遗者,以故五代已前金石之文在故城者,悉无所得。”
《丁氏谈录》即《丁晋公谈录》,是北宋潘汝士笔录宋真宗时权臣丁谓言谈的一部笔记,多载太祖、太宗及真宗朝掌故,此书篇幅极短,《九龙庙碑》的引文不见于今本《谈录》,很可能是一条佚文。
据丁谓所说,不仅晋阳的宫阙府寺被“一夕焚荡”,承载历史记忆的金石碑刻也随着“万炬俱发”而被彻底毁灭。这一信息已经被考古证实。在晋阳西城墙“水窗门”附近探沟中,距离地表2.2米发现了大面积红烧土层,其中夹杂大量炭粒,建筑遗迹叠压在红烧土下,正是火烧晋阳的遗迹所在。(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阳古城2002-2010年考古工作简报》)近年考古学者又发掘了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确定为唐五代佛寺遗址,在碑廊附近发现的碑刻碎石堪称触目惊心,保存稍好的一块依稀可读:“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晋阳宫□」□特命良工塑北方」雄翼也武皇”。“武皇”即李克用,由此推测,佛寺的营建时间当不早于后唐,且其旧址与北朝至隋唐的晋阳宫有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太原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发掘报告》)
我们无从得知后唐的佛寺为何会建立在隋唐的晋阳宫旧址。据日本学者爱宕元研究,晋阳城内西北角的仓城是节度使府所在,很可能在晚唐五代“方镇为国”的过程中被纳为北汉的宫城,若如此,则仓城之东的晋阳宫旧址或许曾有所缩减,但也只是推测而已。
后人的茫然正是毁城者希望达到的效果。54块残石的破碎程度几近于残渣,绝非一般灾害、倒塌或击砸所能做到,这说明破坏者以彻底毁灭文字为目的,对石碑进行了不计人力成本的持续击打。前文曾提到,宋军对晋阳城曾进行两次破坏,分别是五月七日的“毁太原旧城”和十八日的“尽焚其庐舍”,现在看来,前者针对的是城中的府寺宫观,后者针对的是一般民居,“五代已前金石之文”的破坏应该在七日已经展开。
许多承载晋阳城高光时刻的遗迹似乎都在宋元之际被历史封存,比如蒙山开化寺大佛。据《北史》,北齐皇帝曾在晋阳西山开凿大佛,“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如此巨像,却在五代以后湮没无闻,毫无踪迹可循,直到1980年,文物工作者王剑霓才在文物普查时重新发现,佛首已经崩毁,即便如此,佛像残高仍达46米,是北朝规模最大的摩崖造像。
学者对大佛的研究建立在一块已经不存在的五代后晋《重修蒙山开化庄严阁记》碑之上,碑中称:“据传记,开化寺北齐文宣帝天保末年,凿石通蹊,依山刻像”,李裕群推测,北汉碑所依据的“传记”很可能是北齐后主天统五年(569)所立的《蒙山碑》,这块石碑也已经不复存在。经过考古与修复,蒙山大佛已经作为景区向公众开放,在大佛脚下的佛阁基址上,存有一对来历不明的碑刻龟趺,其中一个风格颇有六朝韵味,可惜碑身已是一片虚无。
“残碑”总引人无限遐思。顾炎武《与胡处士庭访北齐碑》诗云:“相与读残碑,含愁吊今古。”今天的太原城已无北齐碑可读,但仍不断有人努力接续今古记忆之间的记忆断裂,比如前文提到金代村民所立的九龙庙碑:
《晋阳志》云:“九龙庙在晋阳故城北郭,平晋县西二十里,面汾水,负蒙山,左顾沃野,右挟崇墉,嘉树结阴,柔桑环翠。乡人有言曰:曩昔玄武之旧基也。太平兴国四年,以城隳废,悉被焚毁。既而班白好事者悯其除荡,即于故处剏建九龙庙、风泊堂、西神宇各一。以其西有龙岗风谷,仰沾润之德,畏皷动之威,及蚕缫之功,当世急务,邦人因而祠之,请谒祈祷,继继不绝。”按北齐武定初置晋阳、大明二宫,隋唐踵丽增华,北有玄德门,又北即玄武楼,楼下有门通城外,其玄武神昭然有自来矣。清河四年移晋阳县于汾东,而城中置龙山县。《志》云凡寺观祠屋在太原境内,取其城中及郭外有古额,及故事可征、栋宇宏大者载之。
碑中引用的《晋阳志》未能传世,从引文来看,很可能是北宋毁灭晋阳城后诞生的一部地理志书,其用意与《洛阳伽蓝记》相近,希望尽可能记录下晋阳尚有掌故可稽的寺观祠屋,九龙庙就是其中之一。
据《晋阳志》作者对当地百姓的访问,晋阳大火之后,幸免于难的斑白老人不忍晋阳宫北的玄武楼沦为废墟,集结乡人建起了九龙庙。但据后文所述,金朝皇统七年(1147),城北风谷河泛滥,庙被冲毁,三十年后,乡人在术士的指导下择地重建庙宇,遂立此碑。
这同样是一方不复存在的石碑,也是有关九龙庙的唯一早期文献。按照金碑的记述,初建时庙内供奉的是“玄武神”,而到清代以后,一个新兴的传说逐渐占据主流,即庙中祭祀的主神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妻、武明皇后娄昭君,这一传说最终成为九龙庙对外宣传的“定本”。从玄武楼的废墟到九龙庙的兴起,再到娄太后这位晋阳城昔日女主人的回归,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记忆接力,也是与晋阳大火的永恒对抗。
赵光义焚烧晋阳之际,西郊的晋祠也随之被毁,经北宋官方主导重建的晋祠,所祭祀的神灵除唐叔虞外,新出现了一位“女郎”,自仁宗时代尊封为昭济圣母后,圣母“喧宾夺主”,成为后世晋祠的主神。按照晋源地区的传统习俗,旧历七月初四至十四举行圣母出行仪式,将神像迎至晋源城(建立在晋阳古城遗址之上)中诸庙祭祀,唯独进九龙庙时规矩特殊,轿子必须倒过来,使圣母脊背朝前,倒着抬进庙,否则轿杆就会折断。对此,人类学者张亚辉的解读引人遐思:“不论九龙圣母究竟是谁,这个庙最初建立都和当地人对宋以前的晋阳故城的怀念有关系,圣母倒进九龙庙一事也说明,她的确对晋阳故城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愧疚。”(《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
若以学界最为通行的时代分期而论,魏晋至隋唐为“中古”,北宋以降则步入“近世”,那么,晋阳城便是中古时代最后一座毁于战火的都城级城市。近些年来,长安、洛阳、建康等古都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得益于考古进展的逐渐深入,另一方面则因为相关的文字史料颇为丰富,其中,汉魏洛阳城因有《洛阳伽蓝记》传世,已经可以画出里坊分明的平面复原图,但晋阳的情况则相形见绌。
或许很少有人了解,著名的流行歌曲《烟花易冷》的灵感就来自《洛阳伽蓝记》。在哈佛大学《华语流行音乐》的座谈会上,方文山说起初读《洛阳伽蓝记》的震撼:“那个年代居然有人用文字当作纪录片。”遗憾的是,晋阳恰恰因文字记忆的损毁而永远失去了纪录片式重返现场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重筑”晋阳——这种可能性已经与太平兴国四年的那场大火一起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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