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本旧书揭开历史迷雾，令人唏嘘的八里桥之战|中国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报载：

6月6日上午，历经几年大修的永通桥开桥通车了。桥面铺覆的沥青被铲除，桥面古条石重见天日。

永通桥又名八里桥，与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昌平北沙河上的朝宗桥，并称京城三大古桥，知名度都相当了得，八里桥则更因清朝咸丰年间发生过一次大战而闻名遐迩。当年，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的鲜血洒在了这座桥上。因想重温那段历史，我找出了几本收藏的旧书。

上海书店根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的《清朝野史大观》

《清朝野史大观》中的《僧格林沁》

《清朝野史大观》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复印。该书称采辑清代二百数十年间逸闻逸事，分类编纂，巨细无遗，可为有清一代野史之总汇。而且，该书注重征信，无关信史的隐怪荒唐之说、偏激虚构之谈，纵有趣味也概不采录。即说此书的编辑选材是严肃认真的。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此书采集了四条史料：《广州一役之影响》《庚申和战之纷议》《剿夷谕》《焚圆明园》《批准四国合立条约》，粗线条地串联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始末。此外还有一篇《僧格林沁》，简要概述了大沽口之战和八里桥之战。大沽口之战，可谓是八里桥之战的前奏。

僧格林沁是科尔沁蒙古族人，名字译成汉语是狮子的意思。他的性格也同于他的名字，面对英法联军的进逼，他是积极主战的。大沽口、北塘炮台就是在他主持下修筑的。《广州一役之影响》中说，英国为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以“换约”为借口纠集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渤海。英国兵船更是一马当先，强行闯进大沽口。“科尔沁忠亲王（即僧格林沁）以重兵扼（守）大沽。（咸丰）九年（1859），击败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闽粤亡命，操练不辍。（咸丰）十年，复悉锐犯大沽北塘炮台，连败官军。陷天津、逼京师……海内震动。”

这段话包含了清军一胜一负的大沽之战和北塘之战。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挫败英军后，英国蓄意报复，与法国组建了联军，于1860年春北上，英军占领了大连湾，法军占领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这时候的清廷，却在战与和上摇摆不定。《庚申和战之纷议》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大沽口炮台失陷，天津失守，清廷又派大臣向侵略军乞和。谈判破裂，英法联军逼近张家湾，仗是非打不可了，咸丰帝颁发《剿夷谕》，宣布拿出二十万两帑银作为奖赏，激励中国士兵杀敌，继而发生了八里桥之战。

《僧格林沁》一文说，大沽之战，“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这说的是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之后，“同盟军（即英法联军）复合，兵舰百艘，其势不可犯。”这说的是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清军大败的原因，该文说是“僧王创敌人不善陆战之说，请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击之，而不知非胜算也”。确实，一年前的胜仗，使他有些轻敌了，并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了大沽口。事实上，北塘并非一点防备也没有，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清军埋设了地雷。不料，一个中国人的败类将此事告诉了敌人，这些地雷被破坏掉了。敌军在北塘的登岸，决定了第二次大沽口战斗的失败，导致了后来的八里桥之战。

介绍八里桥之战经过的说法很多，但互相抵牾，有些是明显的舛误。为深入、细致、进一步了解八里桥之战的前因后果，我翻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沽炮台失守的一些细节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中国史学会主编，197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六册、二百五十多万字，收集了当时大臣给皇帝的报告、皇帝的回复批示、清朝政府与英法等国往来的外交文件以及一些私人笔记，还有英法联军中一些人的回忆，许多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该书中法国人德里松在《翻译官手记》中透露，法军指挥官孟托班“靠着味增爵会修士和耶稣会教士帮忙，招募到了一些间谍”，他派出两名中国基督教徒，带信给北直隶大主教穆利，要他提供白河工事以及守军人数的情报。穆利主教告诉法军：“他们（指清军）把所有的防务手段都集中在白河入口处。他们在大沽要塞遍布大炮，而大沽要塞的所有炮眼又都是朝着大海。”“中国人只作过一种推测：（英法）联合舰队将强行通过（白河河口）。至于派一支军队在海岸某处登陆，然后再从背后攻击要塞的可能性，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显然，这些情报帮了英法联军的大忙。

该书中收有一篇《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作者是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他在文章中披露了一个细节：英法联军七百人从北塘登陆了。僧格林沁见敌人数量不多，便用了他的老战术——“麾劲骑驰之”。敌军暂时后撤，然后“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将三千骑兵围在了中央。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大群骑兵便成了活靶子、进退不得。在密集的枪声中，清兵“如墙之隤，纷纷由马上颠陨”，“三千骑兵仅存七人而已”。薛福成的文章说：“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náo，一种猴子）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骑兵已经没有优势了。

在大沽口炮台的守卫战中，清军士兵的抵抗是顽强的，牺牲也是惨烈的。法军中的德里松在他的《翻译官手记》一书中写道：“自从我们和他们打仗后，中国军队肯定还从来没有这样英勇和顽强地抵抗过。”据他说，法军中参加战斗的近四百人，其中四十人被打死，一百六十人丧失了战斗力。英军的损失比法军还要重。“尽管如此，炮台还是落到了我们手里”、“中国人损失的总数为一千人”。

在这场战斗中，清军将领，直隶提督乐善阵亡了。

战斗结束以后，德里松在炮台前看到了清军士兵使用的武器。他在书中感叹道：“我的天呀，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武器啊！有一些是歪把子的火绳枪，样子古里古怪的，样式老透了，使用既不方便，又没有杀伤力。”“还有一些则是弓、弩、标枪和几把坏刀。……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又怎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呢？”

《清朝野史大观》卷四中的有关篇目

令人唏嘘的八里桥之战

八里桥之战发生在1860年9月21日，清军抗击的是孟托班统率的法国军队。他手下有五千八百名步兵、四个野战炮兵中队（配备两套战炮）以及一些登陆部队，包括作为登陆使用的水兵，总计约八千人。刨去大沽口战役中的死伤者，投入八里桥之役的有六七千人。

孟托班在回忆录中说：“在离我们三法里（一法里合4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由鞑靼（即蒙古）军队严加防守的很漂亮的石桥。”“在离这座桥一法里的地方，为数达三万至三万五千、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鞑靼（即蒙古）军队……来和我们对垒。”此前，他和英军统帅格兰特商定：由他攻打那座石桥；英军向西迂回，通过巴西寨（译音）那个地方的木桥，从后面向八里桥包抄。

战斗是在早晨七点钟打响的。孟托班写道：“鞑靼人开始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的骑兵从我们阵地的右侧到左侧都聚成一片，蜂拥而来。”当蒙古骑兵冲到距离法国士兵只有五十码（接近50米）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被打死，“他们开始迟疑不前”。中国的步兵则在大树的掩护下藏身在战壕中，“并且还得到大炮和火绳枪的支援”，但是“炮弹都从我们很高的地方飞过去了”。

英法联军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枪，有效杀伤力能达1000米。而清军使用的火绳枪要从枪口装药，用火绳点燃火药来发射，即使熟练的枪手一分钟也只能打两枪，其有效射程才100米，且配备不多。而蒙古骑兵的武器则主要是弓箭。

在道路上受阻而迟来的法军大炮赶到了。他们的炮有两种：线膛炮和滑膛炮，射击精准，能让炮弹准确地落在骑兵中间，杀伤力很大。《骨董续记》的中国作者写道：“蒙古（骑兵）从未经战阵，见贼（法军）炸炮甚凶，贼炮子似葫芦形，打出复炸开，碎子乱飞，沾身即起火，连打带烧，蒙古兵遂反奔，冲及我八旗队，死者枕藉，遂大败。”

法军逼近了八里桥，一个叫夏尔的法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看到“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是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他勇敢地挺身站在他的士兵的前面，挥舞着黄旗”。这位长官大概是胜保，他的战马被炮火击中，他本人面颊中弹，血染战袍，被抬下了战场。

八里桥战斗持续了大约五个小时。最后，一连法国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了桥面。守桥的清军士兵没有一个后退，“全部以身殉职”。

那么，清军有没有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呢？孟托班回国后，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献上了许多从中国掠夺的珍宝。作为回报，拿破仑三世封他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当拿破仑三世提议再给孟托班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时，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十二个！这是死在八里桥的法军人数。

中国士兵的勇敢顽强，赢得了他们敌人的敬重。一个叫保尔·瓦兰的在《征华记》中写道：“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然而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们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他们）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阵亡。”“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

八里桥之战清军战败。后面的事情就都知道了：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圆明园等三山五园被焚，和英、法、美、俄签订了令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八里桥之战给中国人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深刻的。面对强敌，中国人从不畏惧，从不缺少不怕牺牲的勇气。然而八里桥让中国人懂得了：光靠勇气和牺牲是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的。令人欣慰的是：八里桥还在，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孱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