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山沟中的马革裹尸|墓葬_新浪财经

　　▌黄冰

　　《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王炳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0年2月，新疆农场职工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盐湖南岸天山生产劳动时发现了两座古代墓葬。职工们顶着风雪来到乌鲁木齐市汇报这个发现，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王炳华先生，在得知情况后立即去了古墓现场，将已经出土的部分文物收集，而后在职工们的协助下对两座墓葬残存部分进行了清理。

　　墓葬在山梁间，由于长期雨水冲刷，这里形成了不少洞穴。这次发现的古墓葬就是利用这些洞穴，将死者葬在此处。一号墓所在洞穴中，有棺，且棺内尸体未腐朽，内穿棉布中单、裤，外套黄色油绢织金锦边袄子，脚穿缂丝牛皮靴，随葬有弓、箭、箭箙、马鞍、铁镫等物。而二号墓则在一号墓南上100余米左右，发现时墓葬已经被毁，洞穴中散乱着人体残肢、桦木皮、一副腰带和锦、绢、暗花绸残片等。人骨边上还有马坑，里面有殉马一匹，骨架保存完整，甚至还有皮毛残存在头部。在考古人员的层层研究下，这两座墓穴的随葬品，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也是从这个思路王炳华先生和他的同事展开了对这两座墓葬过往的追溯。

　　这次考古工作的研究员王炳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随后便投身新疆考古事业，从此在新疆扎根六十年，遍访新疆大大小小的文物古迹。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等等，主持并参与了楼兰、尼雅、克里雅、丹丹乌里克、小河等考古遗址的发掘，形成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而今，王炳华先生浓缩了六十载新疆考古与研究中创作的十五篇考古手记，以二十六万余字，插图照片一百五十多张，汇集成一部《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与读者一起见证新疆考古的从无到有。

　　历史学家孟宪实强调王炳华先生这本书中的重点是“行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靠着两腿的行走，把一个个考古现场、一件件历史文物挖掘展现出来。和纯粹在书本文献中治学的情况不同，王炳华先生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不只限于某个时代某个地区。只要新疆这片土地挖出什么就研究什么。所以从旧石器时代的壁画岩画，到清代遗存的文物都在王炳华先生书中有所体现。

　　前文提到的洞穴墓葬，在研究中轮廓逐渐清晰，这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墓葬，而是一个来自唐代一个来自元代。一号墓元代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基本完好的“辫线袄”，在《元史》中元代卫士的穿着上总会出现各种辫线袄，且基本能勾勒出墓主人的地位，至少是羽林宿卫、供奉宿卫、宫内导从等人员。

　　元代传世、出土的棉织品很少，在丝织物上加黄金，这在元代统治集团中非常流行，这种称为金锦的工艺大量使用在元代统治阶级的衣服上。一号墓主用木棺下葬，足以说明身份非同一般，但随葬品都是些普通物件没见厚葬痕迹，这很有可能是古代戍边将士的墓。

　　二号墓的出土文物则与吐鲁番过去出土的唐代文物风格一样，散落周围的军事物品，以及随葬的马匹，也足以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两位相隔数百年的军士都埋葬在这条荒僻的山沟中，或许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故事值得深挖。

　　书名中的“行脚”在王炳华先生的研究上得到了体现，正因为行走在这片土地之间，王炳华先生也重视地理与历史的关联。墓葬所在的山沟，是天山中间的一个小盆地，是一片盐湖地区，从南北纵向看正好是南北疆来往的交通要道。墓葬所在山梁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山沟，一路南走，能走到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县，那个年代还有很多民众来往赶集。这些条件再加之墓葬的军事特点，可以想象这里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且曾有过军事战斗。

　　在唐代，高昌国王麴文泰背弃唐王朝转投西突厥，严重威胁着西域的交通要道。李世民当机立断一举攻灭了高昌国，并在此设立由中央直辖的西州。但这次军事行动也引发了高昌背后的西突厥与唐王朝的直接冲突，天山峡谷转而成为战场。

　　王炳华先生翻看《资治通鉴》，单从642年至681年，短短39年，唐王朝和西突厥就爆发了大小不下10次的冲突，名将程知节、苏定方都曾在此处奋战过，双方互有胜负，甚至648年，西突厥还击杀了唐朝的安西都护郭孝恪。直到681年，唐将王方翼大破西突厥于伊犁河谷，这才使以天山峡谷为中心的战火逐渐向西移。二号墓葬中唐朝将领的尸骸，以及心爱马匹的随葬，虽然人们不知道他是谁，但反映了唐朝将士们在这里的艰苦奋战。

　　一号墓葬的富贵随葬品，让人们得以见到，蒙元时期，忽必烈虽然统治着中原大地，但在新疆相对偏远的汗国，也存在着矛盾。一个有棺且有丰富随葬品的将士自然比二号墓中的唐朝军士条件好些，但在这个地区，在天山峡谷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地区时，他也曾为此地的畅通守候在这里。

　　新疆的楼兰古墓沟，伊犁塞人冢，尼雅精绝王的“五星出东方”，阿勒泰的岩石壁画等等，王炳华先生不但走过这些地方，研究考察过它们，同时也将这些古迹遗产背后的人文故事展露出来。历史学者荣新江曾说：“在新疆，别说考古，就是你自己在沙漠里待着，二十分钟就慌了。而王先生那时候多艰苦的年代，一个人在那里做考古，想起来都要流泪的。”也正是这一份耐得住孤独和寂寞的科研追求，让那些用数字、编号、词汇组成的文物有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