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研究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还原出一条条盗卖线索链

转自：栾吟之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在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和汉唐考古学研究的霍宏伟看来，这是流失海外的国宝欲归不能的怅然与无奈。霍老师倾尽多年学术积淀写下《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书中所涉及的从战国、两汉至北魏、唐、宋的青铜器、玉器、三彩俑和石刻等，无不有着相同的命运，在动荡不定的清末民国时期孤独漂泊、身处异乡。他希望通过研究，连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其文化根源，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为那些流散海外的国宝铺设一条回家之路。

昭陵石马夜空嘶

1925年7月14日，梁启超奋笔疾书，给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儿子梁思成回信。从儿子的来信中得知，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骏中的两骏已经流落美国，他感到十分震惊。“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他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上书房：当我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唐代“昭陵四骏”时，被那厚重雄浑的石刻所震撼。当时只知道另外“两骏”飒露紫和拳毛䯄远在美国，但并不知道您曾熟读昭陵六骏原始出土地田野考古发掘简报，也不知道您历时多年探索，确定了两骏石刻在1300多年历史中的5次位移，您是由于什么样的机缘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的？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12年前的2012年，我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调研课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中国汉唐文物调查”。当时，我对宾大博物馆藏中国古代文物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观摩研究，还对位于美国东部地区、收藏中国文物较为丰富的数家博物馆做了考察，如费城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近距离观赏到大量精美的中国文物珍品。对于两骏石刻的研究就是那次访学的成果。上书房：“昭陵石马夜空嘶”，也许每个中国人都会对两骏石刻被盗运出国一事感到痛心，如您所说，这是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霍宏伟：作为大型陵墓石刻，“昭陵六骏”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以往人们讨论流失的“两骏”，大多集中在被盗过程、美术史以及修复保护等方面，未见论及其原生与次生环境问题。2002年到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为进一步了解两骏石刻的原生与次生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这也是我研究所依托的基础。从山上到山下，从昭陵到西安，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纽约，从纽约到费城，我认真梳理过两骏石刻的5次位移，可以帮助今人了解它们流失的过程。

上书房：给我们详细说一说？霍宏伟：两骏石刻的命运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凝固在宾大博物馆的圆形大厅中。第一次位移是从昭陵北司马门内唐代基石到明清基座，有学者的推测较为可信，明代嘉靖年间的一场关中大地震导致“昭陵六骏”受损，民间人士在明万历元年（1573年）至清顺治二年（1645年）之间发起对石骏的复位、维护工程。第二次位移是从昭陵北司马门内清代残破的西庑房转移到西安城内的旧督署（南院）。有学者给出的新看法是，想收藏石骏的法国人保尔·马龙在1913年派人前往陕西准备偷运，村民们闻讯赶来拦截时，盗贼们将珍贵的飒露紫和拳毛䯄石刻推下悬崖，当它们被陕西省政府运到旧督署（南院）时已惨遭破坏。第三次位移，两骏石刻被运到北京王府井大街永宝斋，时间大约为1915年11月至1916年5月之间。根据罗振玉的说法：“海桑以后，袁世凯子克文令估人运六骏于洹上村。石重大，不可致，乃先将飒露紫、拳毛䯄剖而运之。既至京，袁怒估人之剖石也，斥不受。适美估人有在北京者，乃购运以去。今九嵕仅存四骏矣。”第四、第五次位移，两骏已“跨海东去”。从北京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仓库，这一时间可能在1917年2月之后。这属于性质极其恶劣的跨国越境盗运，背后的策划、运作者是文物贩卢芹斋、吴启周和北京古玩店老板赵鹤舫等人；再从纽约到费城宾大博物馆。1918年5月7日，卢芹斋在纽约创办的来远公司雇人用卡车将两骏石刻运往费城，第二天抵达目的地。此时石雕为碎块。宾大博物馆先以借展形式将两骏运抵本馆，到1921年为止，陆续将3笔购买费用共计12.5万美元汇给卢芹斋。2013年到2017年，上海大学陈文平教授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民国时期卢吴公司的信函、电报、报表及照片等原始档案资料，揭开了两骏石刻被盗卖海外的真实内幕。

怀履光去过金村

“民国十七年，（金村）以遭霖雨，忽然地陷。据推测下有古墓，有人商得地主许可后，即试行发掘。旋因种种困难遂将土完全移去，该处成一四十呎深之大方穴，穴底四隅之原土未去，因以渐倾斜而下，故墓底约略成一八角形。”

上书房：有一种无法言说之痛，随着您的讲述越来越深刻。“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您用辛弃疾的名句作为书名——望长安，是否也是因为这种痛苦？霍宏伟：是的。我在做研究的时候经常想象，两骏石刻远在异国他乡，昂首天外，西望长安，何时返程，遥遥无期。数以千万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远离故土、欲归不能，“望长安”，也许能够表达流落海外华夏国宝的“心声”。我在书中写的文物专题之间看似没有太多关联，却以不同年代、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角度，诠释着一个共同主题，即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古老文明的博大精深，它们有着相同的命运，在清末民国时期，流失海外。然而它们只是冰山一角，我的研究难以面面俱到，只能采撷片羽，希望能够做到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上书房：您对金村流散文物持续关注三十余年，直截了当地用“怀履光去过金村吗？”作为此章节的标题，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了抽丝剥茧地还原出一条较为完整的文物流转线索链？霍宏伟：正是如此。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洛阳地区大量古墓葬惨遭灭顶之灾，金村大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金村位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北端，附近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民国十七年（1928年），一场大雨使金村东面田地塌陷，从而发现了金村大墓。从1927年到1931年，人们在金村东面的田野中发现了八座东周大墓。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金村大墓被盗掘的最早时间，但实际上，金村大墓在1927年冬天已开始遭到盗掘。上书房：是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组织盗掘的吗？霍宏伟：不是。根据洛阳古玩商吴圭洁的回忆，金村大墓的盗掘由当地几个恶霸出面，出力挖掘的人，一般为本村穷而可欺的村民，当时洛阳的社会历史背景较为复杂。1925年到1926年，洛阳城周围四郊成立民团、红枪会等武装组织后，助长盗墓之风。允许民众可以持有枪械之后，盗墓者胆子更大了。从夜间偷偷摸摸的挖掘，变为白天的公开盗掘，以至于洛阳地区盗墓成风。盗掘现场的老照片触目惊心。每日田地里人们来往穿梭，老幼皆赴，盛于赶庙会，而且日夜不休。挖掘现场摊贩林立、棚帐遍设，古玩收购商人不绝于途。

洛阳金村大墓惨遭盗掘之后，数以千计精美绝伦的随葬品很快被出售，不少落入欧美知名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其中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最为丰富。这与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关系密切，怀履光于1910年到1934年担任圣公会河南主教，长期居住于开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安大略博物馆收购中国文物的代理人。他得到的金村文物，如青铜跽坐人像、错金银青铜车马器和青铜承弓器等，大多来自古董商。

上书房：那么，怀履光到底去过金村吗？霍宏伟：我判断怀履光去过。金村大墓被盗掘时，他并不在现场；但盗掘结束后，他曾经亲赴现场勘察，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了实测，拍摄了一定数量的黑白照片，还对相关人员做了访谈，得到了关于金村大墓数量、分布、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位置等诸多重要信息。怀氏日记中有关于洛阳的记录，但未曾提到金村。我推断他对此事有意回避。没有文字记录，不等于事实不存在。正如历史学家蒙文通所说：“读书不仅要从文字记载中看出问题，还要能从不记载处看出问题。不记载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问题。”

上书房：您主持发掘过西周至汉唐时期百余座墓葬，您的推断过程比盗墓小说更精彩。霍宏伟：我从来不看那些小说，那是一些对考古不了解的人的主观臆造。考古最重要的是通过正规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将与古人相关的历史信息有效地提取出来，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编成田野考古简报或报告，同时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收藏和展示，这是一种科学。考古发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主动发掘，二是配合基建的发掘。前者是带着课题和研究的目的去做，更多的是发掘古代遗址和重要的城址，了解古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而配合基建的发掘，我们也形成了一些科学规范的方法，因为陕西、河南等文物大省的许多地方只要一钻探，就会发现墓。如果一个地方要建设施工，前期必须进行大规模钻探，也就是用大家熟悉的洛阳铲去地下探索，钻探后形成一份蓝图，根据蓝图来布探方。先对古遗址、古墓葬进行发掘，再开展后续的工程建设。

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战国、汉代、唐代是我国古代铜镜的三个创作巅峰时期。从战国蟠螭纹、饕餮纹等青铜器上的神秘纹饰，到东汉画像镜上神人车马出行、仙人禽兽等图像的具象表达，再到唐代高士隐逸之境、充满生命张力的花鸟世界，铜镜上面展示的图像，其题材呈现出从神话传说走向现实生活的渐变轨迹。上书房：从田野考古到文物研究，您的每一个课题都历时多年，您用的是什么研究方法？霍宏伟：归根结底，就是重返现场，揭示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事实胜于雄辩，我希望把事实讲出来，让读者自己来评判，历史自有公论。具体来说，首先是实证。考古的结论不是预设的，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基础材料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推导出来的。比较法也是常用的，所谓“上挂下连，左右逢源”，“上下”是时间轴，“左右”是空间轴。将研究对象置于坐标轴中，进行细致入微的比较，从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在可用来对比的材料上，排序依次为考古发掘品、出土品、流传有序的传世品。其次，以问题为中心。一是时间问题，如研究对象的制作年代、出土时间、分期等；二是空间问题，如制作区域、出土地点、分区等，时空交汇构筑起关于藏品的时空框架；三是研究对象的定名问题。此外，还要“小题大做”。由小见大，切入点较小，落脚点宏阔。“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无疑是一个由实到虚的论证过程，蒙文通先生说：“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上书房：您的研究方法朴素而实用，可以上升为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这是考古界的前辈传授给您的经验吗？霍宏伟：是的，我曾经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工作十多年，受到考古学家蒋若是、蔡运章、叶万松、李德方等先生的学术影响。在四川大学攻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生的五年间，太老师张勋燎、硕士生导师黄伟、博士生导师霍巍等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让我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受益匪浅。2009年7月，当我博士毕业、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时，导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将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意即我的研究重点将从考古学探索逐步向文物学方面转变。如何从一名考古队员向博物馆学者顺利转变呢？我有幸在国博遇到了孙机、孔祥星等学术前辈。虽然孙先生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长期返聘，当时每周一、四来馆里上班。2010年3月，我借着给孙机先生办公室盆花浇水的机会，向孙先生请教今后该如何在博物馆进行学术研究，他语重心长地指点我：在国博要做文物学研究，不能只做考古学，要成为文物学家，这与考古不矛盾，比考古面更大。从文物入手，重视古代物质文化的探讨；他还说，你在馆刊编辑部当编辑，任何材料都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岗位容易出人才，你要给自己选择一个有兴趣、以往有些积累的研究方向。

上书房：考古界的“大先生”们令人神往！所以您对铜镜的专题研究，也与孙机先生的指点有关？是否也得益于中国知名的铜镜研究专家孔祥星先生？霍宏伟：如果说受教于孙机先生主要得益于办公室的“比邻而居”和国博食堂的午餐时光，那么，聆听孔祥星先生的教诲，则源于我的主动登门拜访。孔先生早已退休在家，很少来馆里。2012年，我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者合作编撰《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初稿完成后，我冒昧地给孔先生打电话，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导。孔先生慨然应允，邀请我到他家中，当面讨论书稿的编撰问题。在他家优雅舒适的客厅里，他耐心细致地翻阅我们的书稿纸本，然后缓慢而坚定地说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洛阳文博考古界学者以前出版了两部有关洛阳铜镜的书《洛阳出土古镜》《洛阳出土铜镜》，你们这部书稿与前两本相比有什么不同？如果将现在这部书稿出版的话，是要挨骂的。”孔先生的一番话仿佛当头棒喝，让我幡然醒悟。上书房：高人指路，出手不凡。《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后，被考古学家白云翔先生赞誉为“是迄今所见我国最高水平的一部区域性铜镜著录和研究著作”。您专注于汉唐考古研究多年，为何聚焦研究铜镜？霍宏伟：可以说，我研究用力最深的就是铜镜。因为中国古代铜镜数量巨大，类型丰富；同时，铜镜背面纹饰题材内容广泛，表现形式异彩纷呈，易于进行图像学研究，比较适合我将文物与历史、艺术相结合进行探讨的治学理念；还有，这条“赛道”上的学术问题较多、得到解决的较少，容易出成果。在铜镜研究方面，孔祥星先生对我的学术指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文物铺一条回家路

2018年11月23日中午12:01，从伦敦飞往北京的国航客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跑道的一刹那，机上一名乘客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他和同事此行肩负着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将流落海外150余年的圆明园旧藏青铜器“虎鎣”护送回国。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任务，让“虎鎣”安全回家。这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乘客就是我。上书房：您说过，没有能力让文物们回到国内，但可以收集一些珍贵的资料给人们看，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让文物回家会比以前更容易吗？霍宏伟：是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在我国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历史上，追索文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从英国成功追索3400余件走私出境文物。2001年，加拿大国立美术馆将洛阳龙门石窟罗汉石雕像归还我国，雕像如今被珍藏于龙门石窟研究院。2005年，长期流落海外的龙门石窟7件北魏、唐代佛造像终于回归故里，在龙门东山举行了隆重的回归庆典。2019年9月，“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为了办好展览，国家文物局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00余批次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统筹调集了全国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文物参展，充分反映了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回归成果。2022年，我的国博同事翁淮南先生主编的一本书《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出版，书中记述了大量如上文所讲的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上书房：您这几年经常办线上线下讲座，越来越多文物爱好者成为您的忠实粉丝。面向大众的文物知识传播也许和您惯常从事的研究不太一样，这种“跨界”有难度吗？接下来您有什么计划？霍宏伟：我年轻时就有一个想法，做学问要“学以致用”。读研究生时，导师也教育我，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人文关怀”。我曾是一名普通的考古队员，经常下考古工地，成天与农民工打成一片，特别接地气儿。所以，近年来面向大众的文物知识传播，没有太大难度。接下来几年，我会及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分享给大众；另外，配合一些文物展览举办相关的学术讲座。具体而言，今年是龙年，所以在下半年我还将推出一本小书《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根据《易·乾》分为飞龙、跃龙、见龙三卷，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上书房：今后的文博展览，您认为有何趋势？霍宏伟：我只能说有三个希望。一是关于今后举办的文博展览类型，应该是大展与微展相结合，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二是如果策划重量级的大展，策展周期较长，应该符合办展览的客观规律，给策展团队以更加充分的策划、筹备时间，一般来说，时间的长短与展览质量成正比；三是多做一些专题性的微展览，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展览，小题大做，深入发掘，展览题材多选择一些社会热点，如每一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果展，或者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诸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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