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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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作者指出,中国文化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注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性),或仅仅关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应采用多样性和融合性的视角来探讨跨文化的动力与影响。
文献来源:Ren Xiang. Mapping globalised Chinese webnovels: Genre blending, cultural hybridit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cultural storytell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4(6):368–386.
3.弥补数字差异:无家可归者与移动媒体使用
虽然有关移动媒体使用的研究日益成熟,但已有研究很少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和社区。为了弥补这一研究不足,2024年第2期的《移动媒介与传播》(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推出了“无家可归者和移动媒体”专题。
专题客座编辑撰文指出,“流动性”(mobility)与无家可归者和移动媒体均有着特殊关系,对于全球各地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人来说,它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负担。首先,应该明确“无家可归”的概念具有差异性,其在不同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体验。专题把更隐蔽的无家可归者纳入讨论范围,比如那些在过度拥挤的房屋内居住的人,或由于生活所迫睡在朋友家沙发上的人。接着,专题文章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和机构借助数字媒体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潜力,比如设计和普及移动应用程序、众筹平台以及数字钱包等。当然,研究人员也承认,对于那些缺乏基本安全保障(如稳定的住房)的人们来说,数字工具不是“灵丹妙药”,存在各种局限。此外,专题文章还探讨了其他技术使用语境和服务支持等问题。
文献来源:Humphry, J., Hartmann, M., Marler, W. & Lowis, D. Digital disparities beyond the stably housed: Researching global homelessness and mobile media[J].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024(02):225–239.
4. “错失焦虑”和“新闻疲劳”对新闻策展的影响
在信息超载的媒体环境中,人们可能会感到疲劳和不知所措,因此会通过添加或关注某些账户、删除或隐藏某些帖子来重新组织自身的新闻源,从而更好地保持知情。在2024年第4期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中,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
论文采用了“压力—应变—结果”(Stress- Strain- Outcome)模型框架来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压力指的是用户的“错失焦虑”(Fear of Missing Out)情绪,应变指的是用户因为错失焦虑而产生的“新闻疲劳”(News Fatigue),结果指的是最终造成的用户的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行为。
研究首先验证了,错失焦虑情绪作为一种压力源,会增加用户的认知负担,加剧他们的新闻疲劳感。研究还发现,新闻疲劳程度较高的用户,更倾向于采用限制性的新闻策展策略,即删除或屏蔽某些用户来回避一些新闻源,而非拓展新的新闻源。研究认为,这种限制和回避的趋势,可能会导致用户的新闻视野持续收窄,造成他们无法接触更加多元的信息,有必要对此给予重视。
文献来源:Wu-Ouyang, B.. Boosting or Limiting? Examining How FoMO Influences Personal News Curation Through News Fatigue in Social Media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4(04): 537–556.
5.不确定性信息之于政治传播的长期益处
很多人承认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不确定性,但对于在政治传播中是否传递不确定性信息存在分歧。政治精英们通常倾向于做出自信的预测,淡化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承认不确定性会削弱公众对其预测和相关证据的信心。但这种计算方式很可能既夸大了传递不确定性信息的成本,又低估了向公众报告不确定性的潜在好处——有时候,承认结果可能会比预期的更糟,这种对不确定性的传达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公众对坏消息的负面反应。
针对这一议题,发表在2024年第2期的《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的一篇文章展开了探讨。文章基于有关新冠疫苗接种的一项两阶段的在线调查发现,政府最好与公众就不确定性进行沟通。第一阶段传递不确定性信息的成本很低:报告一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置信区间,并不会破坏人们对统计数据的信心或接种疫苗的意图。在第二阶段,报告不确定性信息带来了实在的好处:当结果比预期的差但在前述置信区间时,人们对疫苗的信心一定程度上不受负面结果的影响。
文献来源:Stedtnitz, C., Szewach, P.& Johns, R. Public reactions to communication of uncertainty: How long-term benefits can outweigh short-term cost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24(02), 359–381.
6.影响信息可信度感知的因素分析
关于影响信息可信度判断的因素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这些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鉴于此,在2024年第2期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中,一篇文章专门对相关的85项实证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综合了12个经常被考察的影响信息可信度感知的因素,涉及信息来源(信源可信度、信源具备的专业知识、信源的适切性、信源数量)、信息内容(论点质量、信息流畅度、内容一致性)、传播渠道(媒介形态与媒介互动性)和信息接受者(话题知识、问题参与和个人情绪)四方面。研究发现,信息质量、信源可信度和信息流畅度与信息可信度感知存在较大相关性,而其他因素则表现为中小相关性。个人对话题的熟悉程度与信息可信度感知间无显著相关。性别构成、信息渠道、信息主题和研究方法显著调节了这些聚合关系。
文献来源:Ou, M., & Ho, S. 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perceptions: A meta-analysi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4, 101(02):34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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