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红票”背后的故事_新浪财经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去罗马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

　　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海里威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只简单有个库存编号。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看到展出也有一张红票，其简单历史脉络已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去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发现红票背面有很浅的铅笔印记“F. Douce”。这表示红票是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捐给牛津的，也就是说其在牛津书库里放了一百多年都没人知道其来历背景。这段发现红票的经历被写出来发到网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的消息。经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

　　不唯牛津的馆员，近现代清史大家陈垣先生也不知道红票相关的历史。1930年2月，陈垣先生在故宫的懋勤殿发现了三份康熙手稿，其中一份就是红票汉字部分的草稿。由于清史中没有记载，当时国内学界也不知道红票的存在。陈垣多方考证，通过文字中提到的俄罗斯人等信息推测这份草稿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与实际时间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无几。陈垣知道这封手稿定有其历史价值，在他整理故宫文物的前后数十年中，还发现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时期与欧洲相关的手稿，结合当时出版的各种西方教会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脉络，就是康熙与罗马教廷有着长达十五年的往来磋商。

　　红票印刷精美大气，展开后有约一米长，这大概也是当年欧美藏家们尽管不知道其背后故事，却纷纷收藏的原因。就红票的内容来看，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康熙要派人去欧洲，而且还派了两队人去？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来华的传教士，清代官修史书中并没有提到过这四人出使西方，他们到底是以什么身份被康熙派出的？后经多方考证，这四位来华的欧洲传教士都是康熙的“钦差”。

　　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些都是本书要探索的问题。红票的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来自欧洲各国的在京传教士，为康熙发出的红票签名，确认红票内容的真实性。

　　康熙和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闻，当年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经常炫耀他们和康熙的关系，以至于有些欧洲人燃起了一丝希望：康熙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皇帝）？从中国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很特殊。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为内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议事，处理公务都在外廷；内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领域，是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办公的地方。让当时朝臣都羡慕的是，传教士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以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传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传教士对他有用处。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传教士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传教士那些学问的用处所在。

　　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不仅仅体现在让他们出入紫禁城，派他们去欧洲，甚至连跟俄罗斯的边界谈判这样核心的国家事务，他也派出了两位传教士加入到谈判队伍中。

　　在北京的传教士，大多都属于耶稣会。耶稣会1540年成立于欧洲。在环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稣会立会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该会七大创始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早在1551年就远渡重洋，来到了广东外面的岛屿，准备找机会进入中国。后来著名的利玛窦神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在万历年间进入的中国内陆。明清易代之际，在华传教士一样经历了战争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机会，一个让他们走进统治阶层权力圈子的机会。传教士从最初见到进京的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皇帝，再经历鳌拜专权，最后走进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时代，传教士就在他身边。在康熙跟着翰林们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的同时，传教士在内廷里教他数学等西方学问。传教士后来又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了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饶有兴致地阅读康熙的传记。红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现为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