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历史的“一家之言”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修订版）》

苏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自打有了文字，人类就开始按时间来记人记事。但记录的同时，一定要求理解，无论是人还是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些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人们，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甚至是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这也就是研究，即便无研究之心意。

但是，即便真诚追求记录客观真实，这种记录/理解/研究仍会有至少两个重大但不易自觉的制约。一是记录者与其同时代人分享的对世间万事万物关联性的理解和判断。另一是受制于记录者的生命跨度，这限定了可能进入记录者视野的人和事，无论是亲身经历的，还是基于前人的记录。这会限制记录/研究者对众多人和事之间相关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因为有些相关性的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了一位甚或多位记录者的视野。

例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中，虽几次提及董仲舒及其著述，却并未有董仲舒相关建议的明确记述，也没提及汉武的相关决策。有可能是司马迁不了解详情，但更有可能，在当时，司马迁看不出，也就不认为，此事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汉书》则记录了董仲舒极为严厉甚至极端的建议，也记录了汉武帝的决策，还记录了汉武帝的相关决策对此后汉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这表明班固已清楚意识到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建议的现实政治意义。但班固还是不可能察知、预判或理解，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功能或许是，如本书试图论证的，划定了政治文化精英选拔的考试范围，从而成为国家发布的鼓励民间文化投资的一项指南，并为700多年后全国实行科举制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决策的宪制意义，在我看来，大大超过了多年来通常认为这一决策“禁锢思想”的效果。事实上，这类“效果”即便有，也很难真正得到可靠的经验验证，更多会是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概念中推演出来的。因为，我们首先就很难完成一个反事实想象：没有这个“罢黜”或“禁锢”，汉代以及后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大致又会怎样？

我也不是说，独尊儒术的效果就是划定考试范围，这个说法更“真”。我只想借此指出，随着历史的延展以及记录的积累，人的视野才可能开阔，对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关联会有更多新的，并筛选着各种，猜测和想象。超越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超越一代甚至几代王朝，研究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中重新理解一些人和事，对历史或许有新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必须弱化，甚至不再以稳定、均质的时间序列来组织自己看到、获悉和理解的人和事，而可以借助其他组织结构方式来记录和表述研究者关心的一些人和事。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更多主观勾连、解构和塑造。借助他自己认定的，也必须是他的时代可能接受和认可的，关于过往的人和事之间的联系，来阐述表达他对历史上许多人和事之间关联的主观和系统理解，包括一些基于这种主观理解的编织和创造。这也许就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的文字干扰便有多大……”其结果就是，“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只是别对这里的“谎言”做道德贬义的理解。

从《左传》到《史记》就有这种变化。在《左传》中，时间是组织结构作者眼中一切人和事的自然架构；作者把对人和事的理解、分析、判断，其中自然有作者的世界观或理论，都隐藏于编年史的时间自然序列中。在《史记》中，具体的人和事仍按时序展开，但时间的组织结构、人和事的功能已开始后撤，司马迁更多按他认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来筛选、组织和表达他掌握的那些有关往昔的记录和信息。陈涉早年务农，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定很多，不会只有“苟富贵，无相忘”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我甚至不相信陈涉真的说过，这顶多是传闻证据。我还相信，司马迁把这两句话写入《陈涉世家》，不大可能是他考证确认，陈涉确实说过此话；更多会是，司马迁认为，这些言辞与陈涉作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重要相关。换言之，他更可能认为陈涉应当，甚至最好，说过这么一句话。

尽管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明确表达的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更像是一位注重经验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宣言。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从“道”或“永恒”或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在这种视角下，历史，无论有关一人、一家、一族、一国，相对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甚或人类历史相对于“道”或“永恒”，其实一定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当挤干了或剥除了时间，对历史现象间之因果的这种个人化的系统理解和叙述，就是一种理论。

本研究追求的就是对历史中国构成/宪制的这样一种理解，从现有历史记录中挤干或剥除时间。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