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模式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意涵|英国_新浪财经

　　杨光斌

　　人类在走向现代化之前，各国的制度形成大体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发秩序”。在欧洲，现代化开启了民族国家形成的浪潮。在现代化开始以后，似乎只有英国和英国的旁支国家——美国等国家依然沿着自发秩序的方向成长，社会力量继续推动着国家成长，而其他主要国家则改变了前现代化时期的国家—社会路线图——虽然历史连续性依旧。因此，虽然现代化把人类驱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国家富强，但是通向国家富强的道路却出现更多的岔口。

　　根据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历史本体论即历史的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不同的历史政治理论。历史政治学为发现政治理论的起源提供了决定性启示，即不同属性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而每个现代化模式催生了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知识体系。

　　商业阶层模式的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

　　从根本上说，产生于英美经验或解释英美经验的理论的一个主导性线索就是对西方文化、西方人影响深远的“自然权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为英美经验而“量身定做”的理论。

　　“自然权利”讲的是谁的权利？望文生义，当然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其中心思想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因此围绕“自然权利”而展开的“社会契约论”可以理解为“社会中心论”，由“社会契约论”而演绎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思想和理论。英美国家现代化主导力量就是以商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这并不是说国家无关紧要，但从重商主义时期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国家的一个主要作用似乎就是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利益的“守夜人”。古典主义时期洛克、休谟和斯密等人的理论都具有经典的自然权利思想，他们基于人的自利性和自然权利信念，认为通过自由竞争，人类社会必然会趋向均衡，因而社会应该是一种“自由的自发秩序”。从理论背景和本体论而言，新古典主义其实是古典主义的新式表述。哈耶克从“无知之幕”而推导的“自由自发秩序”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只不过是休谟和斯密的理论翻版。再后来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特别强调制度变迁方式中连续性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共同心智模式”的作用，等等，既有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新古典主义，尤其是哈耶克思想的直接影响，其理论背后依然离不开英美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英美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比如后发国家都走上了与英美模式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也有共同和互通的一面，比如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基于最早走向现代化的英美早期经验而形成的社会中心论，基本上为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起着“格式化”、概念化和规范化作用，以至于生活在当代英美国家的很多思想家和学者也受制于社会中心论。

　　可以这么说，洛克式自由主义以及由其所开启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源流，尽管有很多其他的主义和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不断地批判自由主义，有的甚至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中产生的，但他们总是与自由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都脱离不了社会中心主义。因此，社会中心论是由流派众多的政治哲学所构成的“社会科学群集”，或者说绝大多数政治哲学流派都有社会中心论的印记。

　　官僚制模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知识体系

　　和英国的情形相似，德国的历史塑造着德国思想，思想引领着历史。作为发展序列上的后来者，德国思想界崇尚国家的作用，强调民族个体和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形成了由反规范和反概念化的德国历史观所支撑的最核心历史观即国家概念。德国政治思想的奠基人、自由主义者康德对自由的理解远远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自由概念，康德认为：“整体的强大应是国家的更加强大，而不是个体的更加强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重要，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

　　康德尚且如此，那么保守化以后的德国思想界，从哲学家黑格尔到德国历史学奠基人兰克，再到后来的马克斯·韦伯，无不把国家本身当作目的，强调“权力国家”。因此，当国家通常用权力政治术语加以解释并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时，国家本身并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恶”，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在德国思想界看来，只有在强大的国家中，自由、法律和文化创造力才能获得保证。因此，国家并不是纯粹的权力，而是道德的制度化身。

　　在德国历史中塑造的国家目的论和政治至上性的观念和思想，完全不同于英国历史经验所形成的洛克式社会中心主义。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既把这个来得晚、来得迟的国家迅速地推向现代化，也曾多次导致这个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崩溃。因此，在价值层面，德国式国家主义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不管如何，德国的观念和思想确实是现代化道路的一种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知识产品，后发国家有几个能摆脱德国道路的影子？

　　政党主导模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

　　无论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包括后来的“回归国家学派”，都不能回应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这里显然缺少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党是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下的一个利益集团性质的概念，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样一个性质的列宁主义政党为什么在苏联失败而在中国成功？列宁主义政党学说演变为政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至少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政党性质与组织形态问题。既然是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在知识体系上，首先需要对政党本身做深入研究。世界上有很多类型的政党，大致说来，分为掮客型政党和使命型政党。世界上第一个为选举而组织起来的政党1800年在纽约诞生，这是典型的掮客型政党。欧洲后来的阶级政党以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的民族主义政党，随着代议制政府的实行，也基本上都掮客化了。比较而言，从始至今，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其“使命”因时代的需要而发生适应性转型，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命型政党必然需要相应的组织形态，否则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民主集中制是将使命型政党组织起来的不二制度。

　　第二，政党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西方政治学的国家建设研究基本上都是仿照西方政制而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无外乎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自治、言论自由等。这些要素其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在代议制宪制中产生或发展起来的中观性制度安排，但被想当然地当作“国家建设”的指标。很多发展中国家引进这些指标后，作为国家建设首要象征的国家自主性反而丢失了。国家建设中形成的国家自主性不会因“国家”出现而自动发生，“国家”背后还有一只大手——政党。亨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定成正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共产主义现代化国家都缺少强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因而形成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中，持这种论断的并不只是亨廷顿一人。著名的政党理论家萨托利认为，多党制需要存在一致信仰的基础，而相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多党制缺少一致信仰的根基”。况且，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任务是重建国家秩序和经济发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党制不能解决国家建设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难题，这是相当公正的”。

　　第三，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使命型政党可能解决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但有的使命型政党为什么不能解决国家治理的种种难题而最终败下阵来，比如苏共。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解决了国家建设问题，还在国家治理中一枝独秀，才有“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其中的理论内涵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既然党组织与国家组织高度同构化，那么，官僚化政党或人民性政党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四，政党与优秀传统文明的关系。使命型政党最初都是革命党，革命党的目标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世界。但是，革命党建设的“新国家”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自己的历史文化中长出来的一部政治生态，这个政治生态不能独立存在，需要大环境、大生态的滋养，因此，使命型政党必须处理与各自传统文明的关系。

　　总之，政党主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必将突破社会科学既有知识体系。当然，新生的政党中心主义同样受到“先发”的知识体系的压力和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